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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07日 23:02:24

古城凭吊

            辛亥千古事,
            壮哉吾滦州。
            英魂旋日月,
            铁血染龙绸。
            三民民之本,
            共和和之由。
            夷齐故里美,
            不负百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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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13日 05:37:22

医学专家与算卦先生之比较

  偶然一次从收音机里面听到医学专家的讲座,心里总是想:这专家真够厉害的!即是专家,医术自然是权威,而其口才与应变能力,乃至普通话都讲的动人心弦。于是,我专门抽出时间,来倾听专家论道。听了三此,突然有顿悟之感:原来,这专家不必对医学有多么精深的研究,只需要按照一个简单的讨论来与患者交谈就可以了。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
  
  【背景】为推销某种心脏病药物开立的专家热线。专家某主任(一般专家都有行政职务)热情解答患者提问。
  【对话】
  专家: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患者:主任你好。我是个心脏病患者,已经八年了。现在病的厉害。有啥好法吗?
  专家:别急。慢慢说,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患者详细介绍自己的病情及感受,专家耐心听,并不时做惊讶、担心、关爱状。)
  专家:恩。我对你说啊,像你这种病,确实非常严重。不过,我首先要告诉你,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病烦恼了。我们的药,一定能治愈你的病。我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首先,你的病史比较长了,已经八年了;第二,病情发展的已经很严重(按照病人自述的病情进行转换式的重复);第三,现在用药来治疗,还来得及。只要你坚定信心,坚持用药三个疗程,一定会好的。
  (接下来就是专家介绍药品的功能、效果等。)
  患者欣慰地说:这专家真有本事,我的病人家说的多清楚啊。
  ??其实,专家所讲的内容,除了有关药物的广告之外,全部是患者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专家换了个口气和方式,又重复了一遍。
  【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专家一定是专家无疑,但未必是医学专家。因为,我感觉他们的专业更多的表现为语言上。

  由专家的健谈技巧,不由使我想起算卦先生的技巧。找上门问卦之人,一般都带着心事来。那么,只要你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卦师就可以顺着你的思路来分析出一些事情来,加上你在一遍不停地补充一些情况,卦师对你的心态早就了如指掌,算出来的内容能不准吗?
   
  据业内人士透露,他们圈里给算卦取了个绰号,叫做“审贼”。仔细想想,还真是如此。

  希望大家不要成为被审之贼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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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13日 05:36:40

看电影《色戒》感受人性与动物性(转帖)

  电影《色戒》里的女主角叫王佳芝,这段时间,她可谓声名鹊起。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她临时客串了性爱教练的角色;二是她成了导演李安手里的一个道具,李安利用她雄辩地证明了“人性”不仅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高于一切的。
  应该说李安做得非常之成功,这成功的证明就在于,凡是认为李安不该用肉色混淆了历史的大事大非的人,都会被一些人批为不懂人性。
  在电影《色戒》中,由于心理活动不太容易表现,李安就安排了四段性爱戏,场面之火爆令人咋舌。王佳芝一开始简直就是被易先生强暴的,然后就有了快感,最后竟有了感情,待到易先生把一个六克拉的钻戒戴到她手上时,她也就完全臣服了,而结局则是和小说一模一样的。
  这样看来,“人性”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情欲是最重要的,可高过民族大义、自己的职责和对同伴的承诺??凡是符合这一原则,就是人性,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就是非人性。
  王佳芝就先说到这儿,再说玛柳特卡。
  玛柳特卡是一部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并获195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的女主角。她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红军女战士,还是一位神枪手,她的死亡簿上已经有四十个白匪了,但到第四十一个却没打死。白军中尉本应是玛柳特卡死亡簿上的第四十一个,可是他却成了玛柳特卡处女欢乐簿上的第一个了。浪漫的故事最后有一个严酷的结局:第四十一个还是被打死了。
  王佳芝和玛柳特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最后关头,王佳芝听从了自己的情欲,而玛柳特卡则遵循了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职责。
  谁更人性?康德说过这样的话:在普遍的人性之上还有普遍的道德律!
  也许这样的结论更接近事实:能够让情欲遵从了道德律的,则为人性,如玛柳特卡;而听任情欲压倒了道德律的,则为动物性,如王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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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3:24:32

平安夜感怀

2007年12月24日,杂事缠身,诸多不快。感慨万千,诗以记之。

平安夜里祈平安,
美酒羞对与君缘。
处变不惊英雄色,
暗香盈袖玉女贤。
遇事方知君子贵,
云急更觉晓风寒。
我有千古知音在,
何惧沉雷震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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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2:27:33

杂文作者需要自省(转帖)

作者:黄波

关于杂文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似乎没有哪一次像当下的争论让与杂文有关的人尴尬,因为当下针对杂文的非议已经直指最核心的问题了,比如像这样一些题目,《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我为什么不愿与杂文家为伍》等等,尖刻当然是足够尖刻了,但让我这个也写一点杂文的人羞愧的是,细按文意,却不能不承认,别人说的“相当”有道理。

于是,便有了一个新的题目:面对质疑,杂文作者是否需要自省?

好像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在我构思这篇小文的时候,“从天而降”了一个绝好的素材。我读到了最新一期的《文学自由谈》,上面有一篇杂文界某前辈名家关于“张爱玲热”的大作,因为对这位前辈素所仰慕,自然先睹为快。没想到,这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老先生对张爱玲不满,这是他的权利,见仁见智,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何必用“狗男女”这样一些于张爱玲毫发无损反倒有侮自身的文字呢?杂文可以愤怒,但这种愤怒理应是分析思辨后的愤怒,而绝不应是攻击和谩骂,老先生平生服膺鲁迅,岂不闻迅翁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么?这还只是文字的小节,且放过不提。

真正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油然而生“今夕何世”之感的,是老先生的思维方式。

据这位杂文家说,张爱玲热的始作俑者,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因为他在海外出版的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吹捧张爱玲、贬抑鲁迅。像这样海外出版而且主旨是捧张贬鲁的书,僻居一隅的笔者当然无缘读到,而老先生“当时看的是台湾版”,看了之后还忧心,“不知大陆版中是否已将那些。。。。。。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我很奇怪,为什么老先生一定要强调将“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难道说一“贬抑”鲁迅,就是大逆不道么?一本学术著作,只要“贬抑”了鲁迅,它就含有了思想毒素非经删除和禁止不可?老先生自己看原版著作,似乎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被污染,他凭什么如此低估大陆一般读者的素养?写杂文的人向来是痛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的,可杂文家这里透露的,不正是一种愚民心术吗?

杂文家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上海某大学(姑隐其名)将于十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面又接着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停止了……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读这段文字,老先生欣然色喜之态如在目前。不过,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讨论会者,并非一定为张氏唱赞歌也,争论、研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对像张爱玲这样一个连老先生也承认“有点才情”的作家研讨一下就不能被允许呢?老先生扛出了民族大义这面旗帜,笔者不想讨论张爱玲是否真在民族大义上摔了跟头,但如果是真的,那这个张爱玲就更有研究之价值了。老先生痛恨张爱玲连带痛恨一切有关张爱玲的人和事,其实全无道理,西方还有专门研究希特勒的专家和机构呢。
一本学术专著,因为里面有杂文家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于是他希望将它删除或禁止;一个学术研讨会,因为研讨的对象是自己痛恨的,所以一旦被叫停,他就要大加称赞;……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是“党同伐异”的思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这种思维注定无法理解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这位杂文家为叫停一个研讨会而拍掌叫好时,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种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权力,也极有可能施之于他自己?
更大的悲剧还不仅止于此。我是了解这位杂文界前辈的身世的,他曾经在一个“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非常时代,经受了无数苦难,并且在痛定之后,写过许多反思的文字。对此我不能不深感困惑:即使亲历了如此创巨痛深的劫难,老先生是否弄清了悲剧的根源?
杂文作者应该自省,最根本的一点是,你究竟是以什么价值为尺度?是把杂文当作某种工具,还是站在人类普适价值的高度?
谨以此文与杂文界的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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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2:01:02

中国需要“穷人的经济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话。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

  经济学既然是“经世济民”,就应该把如何解决“贫穷”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若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有1亿多人。面对着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国人口的“贫穷”,如果经济学依然用“效用”来注解,显然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已不是一个概念、一堆结论、一种逻辑,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下产生的不公平等矛盾是一种必然,单纯靠市场自身的能力是无法“自然稀释矛盾”的。这就需要政府运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在市场化和开放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因素的今天,按市场规律办事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的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大众经济学,而不是“书斋经济学”。要提高经济学的“效用”,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当中去,深刻地了解不同阶层成员的所思所虑,才有可能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学问才真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穷人的经济学”。

  黄世贤/文摘自4月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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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0日 22:04:30

历史不会忘记

[/font]
[font=times]  

  通过《读乐亭》,知道了革命烈士张庆和:河北乐亭木瓜口村人,1914年生。1936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回国后任奉天(今沈阳)伪国兵陆军某部中尉,伪满国务院少校参谋。1943年,张庆和毅然参加了革命,为我党我军做情报工作。在1943年至1945年,多次为我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使我军民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并给进攻我军的日伪军以重创。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进长春市,张庆和受党委派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军事科长,并按党的密令积极开展建军扩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把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党。在19464.14解放长春战役中,他已任副司令,亲自驾驶坦克,指挥部队作战,激战四日,为赢得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就在这个时候,我方有关部门指控张庆和与国民党东北行营勾搭,以内奸分子关押审查。经长期审查且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我有关部门以纵不为内奸亦为严重异已分子,长期羁押不便为由,于1947年在佳木斯将张庆和处决。

  一个战功赫赫的革命志士,一个我军的副司令,就这样喊冤而死。甚至连一个适当的理由都没有。

  可想而知,在张庆和被处决后,其爱人李玉贞也由我党的情报员、侦察人员成为反革命家属,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处境十分困苦。文革期间在长春市南关区街道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批斗含冤自尽;其子张毅学,因被批斗患精神病;其女儿张剑剑在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已留校工作,也因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到边远的农村。

  我不知道,1947年夏季的东北,是否曾经飘雪;我不知道,上天在那个日子是否曾经哭泣;但我相信,有一面旗帜,会因为这一天暗淡!如果说我们的旗帜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它绝不该用张庆和烈士的鲜血用那种方式来染红!

  在45年后的1992年9月25日,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以干审(1992)11号文件发出《关于张庆和案件的复查意见》,竟见说:据证实,我军在长春期间,张庆和曾给我军搞了弹药、布匹、药品等物资,我军在长春外围期间,为我军提供长春市内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在我军转战扶余、德惠、九台期间的战斗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在4.14[font=times]’解放长春战斗中亲自驾驶坦克指挥部队作战,关于张庆和与国民党东北行营勾搭问题,原有卷宗和现有复查材料都没有事实证明张庆和是内奸和异己分子,对他处以死刑是不对的,应予平反。[/font]

  张庆和的不幸,是我们党的不幸。就其个人而言,是不是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毕竟在45年后,对他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尽管,这个评价迟来了45年。

  还有一个比张庆和更不幸的志士,他的名字叫高志远。

  19076月,高志远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14岁辍学。他性格豪爽,机敏好动,15岁开始习枪练武,到20岁时,已练就一手“举枪飞鸟落,顺枪逃兔亡”的好枪法。19337月,“长城抗战”开始,高志远在当地招募了200多人,准备去参加抗日义勇军。行军途中,被刘兰亭的土匪武装缴了械,队伍星散,高志远只身出走。同年夏天,他和同村陈维一起去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康庄受阻,被迫回到北平(今北京)。此间,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王仲华(原名董毓华)。两个相处两个多月,十分投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后,高志远回到家乡,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在马城一带组建民团,被推举为马城团团长。他击毙土匪头子胡宝山、刘兰亭和汉奸刘佐周,轰动华北。

  19379月,隐居在天津的高志远,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王仲华一起参加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当选为委员。同年12月,他又出席在多余屯村召开的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委员,积极筹备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5月,高志远在天津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会议上,被选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79,他在多余屯村发起抗日大暴动,并迅速与其它暴动队伍汇合,当晚去攻打乐亭县城,拉开了滦南境内抗日暴动的序幕。此后,他和王仲华等暴动队伍领导人,率领数以万计的暴动队伍,围绕滦县城,攻克滦县火车站,火烧滦河大桥,并先后到卢龙、昌黎、丰润、玉田等地配合作战,重创日伪军,威名远震。

  193810月初,由于某些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冀东的形势,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擅自决定开赴平西整训。高志远义无反顾地率先头部队随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途中几经战事损失惨重。

  翌年春,令人痛心的一幕在平西上演了:高志远被以通敌罪处决,时年32岁。所谓通敌的根据,就是他派人与吴佩孚进行联系。而史界对吴佩孚的评价,也是不当汉奸不卖国!那么高志远所谓的通敌,又从何谈起?

  一位地方史工作者曾经面对面地向当事人请教这件事情。当事人沉吟半晌,回答说:“不杀也可,杀就杀了。”一个志士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就是“杀就杀了”,一点悔意都没有。

  更加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历史走过了56年的沧桑之后,当有学者提出为高志远平反时,原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立即致信原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处理高志远的当事人肖克,表示不同意翻案。原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也写了证明材料。199584日,萧克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说学者的文章与事实不符,当时逮捕和处决高志远是有根据的,不能翻案,并说对这种翻案风应引起重视。

  高志远的悲剧,或许就在于此?

  记得一位权威学者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高志远的问题作为历史,是可以探讨的,但因为当事人都还在,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问题。像这样的问题要翻案,应该首先由有关部门向上级作出报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意见不统一,正式结论未作出以前,不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在我们写地方党史、革命史时,对这类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慎重地加以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感情上却不好接受。因为,你为了照顾某些人的面子而“宜粗不宜细”,志士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

  同样是这位学者,在谈到对抗战人物的评价时指出:“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是的,大家也许不知道,就是这个张灵甫,曾无辜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曾杀害了多少革命志士!不错,他在抗日战场上战功累累,我们不应忘记。那么,高志远呢,冀东暴动是不是抗日,作为抗日联军司令,他是否曾经有过战功?

  如果说对张灵甫的待遇是不公正的,那么,对高志远是不是更有失公允?

  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在这里沉思。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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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07日 22:08:41

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转帖8)

[font=宋体]参考文献:

[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郭德宏.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J].安徽史学,1995,(1).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1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文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文集(4[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郭德宏.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N],中国社会报,19950815

[7]“人民网”[J]http://wwwpeoplecomcn).

[8]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Z],海潮出版社,1995

[9]刘庭华.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N],学习时报,20050819

[10]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1]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2]*军事文集(2[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14]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论纲(19311945[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15]石子政.入侵何以称事变”??“事变一词的解密[N].文汇报,20041226

[16]毛选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中国人权状况[N].光明日报,19911102

[18]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J],党史研究资料,1995,(9);《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J]杨奎松个人网页http://wwwyangkuisongnet),20050911

[19]抗战中让中国人难堪的数字[J]自由中国论坛http://21012362226100memberphpactionlostpasswd20040128

毛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说过,咸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3]pp278606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很多学者认为明确提中国*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大能说服人,于是就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细细推究起来,这个提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中流砥柱是一个文学语言,并不是含义明确的科学界定。如果说中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应该承认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如果只讲一个,而不讲另外一个,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容易让人信服。 1995年,我也曾宣传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6],但总觉得有些理由并不怎么能说服人。今年8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所列举的6条理由,有的也不怎么能说服人。

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但我认为,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8]p313),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十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无论如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说1941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的7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25%;1945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69%,国民党军队只抗击31%,很难令人信服。

说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根据,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始终是对着正面战场的。在19401941年前后,日军虽然加强了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但其主要军事目标还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到1943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后,日军运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就更成为主要的了。

我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我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我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我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在抗日战争著作编纂方面,中国不仅比苏联等国相差甚远,即使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战后集中力量编纂出了多卷本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书,台湾也曾编写出多卷本的《抗日战史》(100册)、《抗日御侮》等著作。但是,大陆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影响、有分量的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一卷本等,其分量都无法与上述著作相比。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p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18?。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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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07日 22:07:04

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转帖7)

十三、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

与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以及领导者相联系的,还有人物的评价问题。即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是主要以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为标准?还是主要以他们别的时期的行为?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否以参加内战等为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呢?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抗战人物应该功过分明,即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更不能以过掩功。这不仅会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有利的。

十四、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在2005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5点建议:

第一,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凡是来自于日本没有表明侵略性质的用语,或来自国共斗争时期而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用语,都应该加以更新,换成更加确切、客观的用语。

第二,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观念。即不应该再囿于过去那种国共斗争的观念,扬共(产党)贬国(民党)扬后(敌后战场)贬正(面战场),而是应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以及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英勇抗战。否则,就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缓和两岸关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联起手来,求同存异,共同撰写一部海峡两岸以至国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公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准确的材料和数字,对重大史实应该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统计分析。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应下工夫搜集有关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应加强实地调查研究。例如关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和给中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就应该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四,把学术研究和宣传区分开,不能把学术研究看成宣传,以宣传的要求和口径来限制学术研究。例如在宣传中,可以主要讲中国*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必须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又例如现在广泛宣传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因为看法不同就不让发表和出版。即使是宣传,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否则别人就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史内容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第五,把学术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区分开来,不能让学术研究完全服从于现实的对日方针政策。因为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而现实需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如果担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会妨碍现实的中日关系就不让研究,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拿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就会无法应付。在这方面,过去已经留下深刻的教训,例如对日索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结果到可以进行索赔的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以后,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放手让学者们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加以限制。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努力加以解决。当然,也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因为只有展开讨论和争鸣,才能促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展,才能使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更有说服力。

十五、 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

今年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比较隆重,很多论著和影视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的暴行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歌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倡导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这都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有一个缺陷,即对日本为什么大规模侵华,中国为什么一次次失败,抗日战争有什么教训,反思不够。

中国从近代以来在遭受日本侵略时之所以一次次失败,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和武器的落后。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胜于中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在现代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坦克、汽车、飞机、大炮、舰艇等武器装备,中国一样也不能制造。因此,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差得很远。有的材料甚至说,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的战力相当于国民党军队一个师?19?。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虽然形成了全民族抗战,但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仍然丢失了大片国土,就是由于两国、两军的实力相差太远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如果中国不是那么落后,日本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大规模侵略中国。

其次,是因为中国政治的腐败。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慈禧太后统治的年代,明治天皇大胆地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努力实现工业化,迅速地变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中国,却残酷地扼杀了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甲午战争发生时,北洋舰队的装备虽然不比日本舰队差,但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却使北洋舰队一败涂地。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与日本冲突中的失败,也是与当时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分不开的。

再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软弱。现在我们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逐步变成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侵占中国是其既定国策,但在如何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分歧的。正因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侵略成性的军人才不断地在中国各地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作为扩大侵略的借口。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使他们的这种手段屡屡轻易地得手。因而,使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如果中国在日本军人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时给予迎头痛击,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他们的侵略气焰就不会那么嚣张,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不容易占据主导地位。

复次,是因为中国政治和军队的不统一。在清朝末年,中国已经是派系林立,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力量。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军阀遍地,混战不一。南京政权建立后,中国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各地方实力派仍然是各自为政。在蒋介石企图削弱地方派系的政策下,他们在同日军的较量中不能不力图保存实力,从而为日本各个击破,一步步蚕食中国提供了条件。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东北的数量并不多,东北军在关外的10万人如果奋起抵抗,东北就不会那么轻易丢掉。又例如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数量也不多,第29军的10万人如果全力抵抗,平津地区也不会那么轻易丢掉。但他们为了保存实力,都没有全力反击,东北军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击,而中央军又不全力支援,日军当然就会轻易得手了。

痛定思痛,中国值得总结的教训实在太多。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很多教训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总结。当年导致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原因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怎么克服和解决?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有没有失误之处?怎样才能处理好中日两国的关系?这都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总结的,而且应该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时的重点所在。





【作者简介】郭德宏(1942年-),男,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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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07日 22:05:17

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转帖6)

十一、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

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沿用了过去的很多提法,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来源于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释,事变的含义有二;(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日本将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称为事变,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一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二是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但是,中国却一直沿用了这种抹杀日本侵略本质、侮辱中国人民的提法[15]。至于天皇,本来是日本对他们的皇帝的尊称,中国使用这种称呼就很不应该了。特别是裕仁天皇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对他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我们却一直在尊称他为天皇,就更不应该了,应该改为日皇裕仁或别的什么。

其二,沿用了国共斗争时期的很多用语,例如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等。统治一词的本身虽然没有褒贬,但从习惯的用法来说,却是贬义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贬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坚持了抗战的,而且是当时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的政党。当时因为中国*和它存在斗争,使用这种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共两党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今天,仍然沿用这种含有贬义的称呼,就不应该了。因此,不如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地区国民党控制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使用国民党区域的称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论及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p1048)连*都称为国民党区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国民党统治区呢?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p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在今年77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徐勇在总结中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他讲得比我更明确。为了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

十二、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

关于抗日战争史中的很多统计数字,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虽然说法比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没有提供出令国内外信服的详细统计数据。这里仅仅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掠夺和暴行的数字。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了。现在我们都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辩没有杀那么多。到底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应该尽快地拿出详细的统计数字与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的数字。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7?19955月,*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死伤3500万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数字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知确凿的根据是什么,应该进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国家或领导人宣布的重大数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要改动就必须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会令外国人不相信。

第三,关于歼敌人数及自身伤亡数字。在战争中,各方一般都会夸大歼敌的人数,缩小自己伤亡的人数。特别是歼敌数字,是很难精确统计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难令人相信。现在很多战役战斗的伤亡数字,大陆、台湾、日本的统计数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18?。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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