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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期:身残志坚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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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8-4-12 15: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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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亮人生
○刘恩达

  人生在世,难免会遭遇到各种不幸。面对不幸,是悲观颓废、自暴自弃,还是乐观向上、奋发有为,这是生命强者和弱者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回顾个人76岁的人生历程,可以自豪地说:我以身残志坚的实际行动,点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童年受伤致残
  我1941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父母亲都是朴实的农民,有弟兄五个和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在我六岁时,三哥去放马,带我骑马玩耍,从马上掉下来摔伤。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家境贫寒,未得到及时治疗,后来血运感染,得了骨结核,腰椎和右胯关节都溃烂了。先是下不来炕,后来下炕也只能爬行。直到1957年,三哥刘恩泽参军入伍当了军官,才接我去天津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右腿胯部切下了10公分,落下了终生残疾。妈妈常常望着我叹息说:“孩子,你这一辈子可咋过呀?”我坚定地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比别人过得差!”
  二、少年发奋读书
  受伤后,从刚一下地能爬,看到孩子们都去上学读书,我从心里羡慕,也提出要上学读书。但家里人和亲友都不支持我,他们说:“连路都不会走,怎么去念书!”我下定决心,非上不可。那时的本村小学离我家一里多地,平常由家里人护送我上下学,如果家里人没空儿,我就一双手套上两只鞋,来回爬着也要去上学。
  上到小学四年级,转到苇厂完全小学,离我家二里多远。通过这一段锻炼,我能站起来架双拐走路了。班主任孙绍棠老师对我特别关照,记得1959年考初中时,考场设在程庄,那天下大雨,是孙老师背着我走了好几里路去的,师恩令我终生难忘。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姜各庄初中,从此我架着双拐,每天来回20多里,一直走了3年,从没耽误过一天学习。
  一个大雪天吃过早饭,我照常去上学,去找每天搭帮走、并且轮流帮我背书包的同学们,可他们都说:“下这么大雪咋去呀,我们都不去了,你也回家去吧。”我走出他们的家门,心里想:“耽误一天学习怎么行呢,我自己去!”我架起双拐,冒着大雪就向姜各庄出发了。一路上风狂雪猛,天冷路滑,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终于到了学校。走进教室,看见只有一个离学校最近的女同学来了。班主任和校长见到这种情景,又感动又生气,说:“刘恩达能来,那谁还不能来?通知传达室,打钟上课,按正常教程进行。”就这样,各科老师给我们两个学生讲了六节课。放学了,我又架起双拐,背起书包,艰难地踏上了回家之路。
  第二天,天气好了,同学们都到校了,学校在操场召开了全校大会。校长在讲话中问大家:“你们都认识03班的刘恩达吗?”“认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全校600多名学生,就我一个架双拐的,还有不认识我的!“昨天下雪,刘恩达能到校,你们为什么不能?你们是缺胳膊还是短腿......”校长生气地说:“散会,各回各班检查讨论,对照刘恩达找差距。”从此,我就成了名人:好学生拿我当榜样,成绩差的叫我学习魔症。
  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学校要精减一部分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没有培养前途的,都在精减范围内。校长找我谈话了:“刘恩达,这次精减有你,因为你的身体不合格,没有培养前途。但我们向县里打了招呼,说我们这个学生成绩突出,就是身体残疾,让他回乡也干不了农活,还是安排他就业吧。”校长好心好意地跟我说:“县里给了两个就业指标让你挑,一个是粮局当会计,一个是文化馆当图书管理员。”
  我听了以后不但不高兴,反而像遭雷击一样,脑袋轰的一下,立马哭了,对校长恳求说:“校长,我不就业,我要继续读书,还有一年我就毕业了,我要拿下初中毕业证书!”校长温和地对我说:“那你初中毕业就得回乡了,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人管你了。”
  “没人管就没人管,反正我能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就行。”就这样,我被破例留在学校继续读书。读完三年初中后,回到了农村,我不但不后悔,反而挺高兴。
  三、青年矢志学医
  我在农村什么也干不了,因为爱好文学就经常给《唐山劳动日报》写稿投稿,也刊登过几篇,每次都能得到三元五元的稿费,并应邀参加过县文化馆业余作者培训班。村里人都管我叫作家,我头脑也膨胀起来,想入非非要当作家。在我们西隔壁有个从部队复员的卫生员,在自家开了个小门诊,每天看病的人很多,我在无聊的时候常去看热闹。他知道我爱好文学,有一次对我说,作家不是那么好当的,根据你的身体条件,还是适合学医,最好先从针灸学起。我联系自己从小受伤,农村缺医少药,延误治疗,造成终身残疾的经历,从而想到选择学医,掌握医术,为家乡父老解除病痛,不是很好的事吗!因此我下定决心,立志学医。
  1963年春节,在锦州市工作的大姐回家过年,听我说想学中医针灸,大姐夫说:“那就带你去锦州学吧,我认识一位老针灸大夫,我们关系很好。”就这样,我去锦州开始学医。老针灸大夫叫陈树森,时年57岁,在锦州市古塔联合中医院针灸科工作。科室设有20多张床,配一个护士,平时病人很多,墙上挂满了患者赠送的锦旗镜匾,看来医术不错。我就做了他的临床学徒,每天上班就去学习。学了半年多,我发现陈大夫很保守,就有点儿没信心了。回家跟我姐夫说:“学够了,陈大夫他不真心实意教我。”姐夫耐心开导我说:“要学一门专业技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得慢慢来,要想法找机会感化他。”我牢牢记住了姐夫的话。
  陈大夫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经验很丰富,我就建议他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给医学杂志写一篇论文报导。陈大夫说他没写作能力,我就自报奋勇说帮他写。陈大夫很高兴,给我详细介绍他的经验。我执笔给他写了一篇《针刺配合瘢痕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例报导》,投到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中医杂志》,很快发表出来,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我也忙碌起来,每天接待患者来信来访,不时向陈大夫咨询请教,然后回复广大读者,这无形中成就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此以后,陈大夫也主动向我介绍经验和针灸知识,我也积极给陈大夫帮忙。我说:“陈大夫,我想把你的临床经验整理成册,准备出版一本书。”陈大夫非常高兴,从此每到星期天,就主动到我家给我讲解针灸知识,介绍临床经验,我就认真的记下来。从1964年——1966年,在陈大夫那临床学习三年,我记下了几十本笔记。
  三年学徒期满,陈大夫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医院看我很中用,就决定把我留在针灸科接陈大夫的班。正想办转工手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院长被打成走资派,陈大夫被打成技术权威,甚至有传言还要批判我这个技术权威的“徒子徒孙”。整个环境都乱了,我在锦州呆不下去了,就结束了三年的跟师学医之旅,返回了乐亭老家。
  四、成年为民服务
  我回到家乡以后,正赶上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每个大队都培养一名半农半医,也叫赤脚医生。大队就让我参加了乐亭县半农半医培训班,那时的培训老师都是市县级医院选派的优秀医生,教学很严格、很正规。理论学完了,又在县医院临床实习了半年多。
  从1967年8月起,我正式在石各庄大队卫生室当了赤脚医生。学了三年针灸,又经半农半医培训实习,奠定了个人行医的资本。但赤脚医生不能坐等门诊,必须每天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这对我来说,又迎来了新的挑战:走路问题怎么办呢?于是我下定决心学骑自行车。这对于肢体健全的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我这个残疾人来说,困难就大了。为了群众就医方便,我克服困难,艰苦练习,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受了多少处伤,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那时我不计报酬,不怕苦累,一心一意为社员们的健康服务。夏天社员们割麦子,我就背着药箱,带上防暑药和外伤药,去田间地头巡诊。夜间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什么天气,只要社员来找,推起车子就出诊。我家的院子较深,那时没有电话,为了及时出诊不耽误病情,我就在大门外安装了一个门铃,只要铃声一响,立刻起床,穿上衣服就走。社员们非常满意,都夸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赤脚医生,一致推选我出席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参加工作不久,公社卫生院组织我们半农半医在三座院村给孩子们打防疫针。中午在大队队部休息时,来了一位40来岁的妇女,她恳求我们说:“你们大夫们都在这儿了,哪位给我平平脉呀?”在场的一个大夫瞥了我一眼说:“让刘大夫给你平吧,他医术高。”我知道他有点儿耍我的意思,但我还真不听邪,一本正经地说:“来,我给你平。”我认真地给这位妇女平脉,发现她出现了滑脉,就果断地说她怀孕了。不料话一出口,引起哄堂大笑,当时把我笑蒙了,我说:“你们笑什么呀?”卫生院的大夫们说:“人家已经做了结扎手术,还能怀什么孕哪?”当时我就跟他们辩解说:“结扎失败不一样怀孕么!”一个卫生院的大夫对那个妇女说:“来,我给你听听心脏。”听完后肯定地说:“你没怀孕,是心脏不好。”这个妇女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她和丈夫去姜各庄医院,又找了一位老中医给她平脉,说她是肝郁气滞,给开了一个破血方子。这位妇女跟老大夫说:“先前我让石各庄的刘恩达平脉,说我是怀孕了。”那位老大夫说:“他一个半农半医懂啥呀,按我说的吃药去吧。”过了一天,这个妇女又去县医院进行仪器检查,诊断结果是怀孕了。这个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群众一致称赞我的医道高。
  由于开了个好头儿,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只要有人来找,就马上行动。骑不了车子,就柱着拐杖出行,决不延误给病人治疗。在一个冬天刮大风的晚上,我去石各庄给一个病人按时打针,母亲说什也不让我去,怕在路上出事儿,可我还是推着车子走了。好不容易到了病人家,打完针病人家属非让我住下不可,我说没事儿,回去是顺风儿。可当我出门骑上车子,发现风刮得更大了,根本控制不住速度。半路上车闸一下子失灵,把我摔到一个大坟岗子上,把胳臂腿都磕破出血了,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得直流泪。
  有一年大年初二下大雪,天已经很晚了,一个叫齐为民的社员来找诊,说他老舅闹病了,嘴歪眼斜,请卫生院的医生给看了,诊断为面神经麻痹,开药吃了不见效,反而更难受了,非让我给他看看去不可。我二话没说,拄着拐杖就出发了。进屋一看,病人口角歪向一侧,眼也斜了,话也说不出来。既然卫生院医生确诊是面神经麻痹,就按这个病治吧,我开始给病人扎针。这一扎不要紧,病人不但没好,脖子还歪了,病人更受不了了!我仔细观察症状,发现卫生院医生的诊断不对。按我看,病人不是面神经麻痹,而是神经性痉挛。我说:“你们先去通知生产队,找好车马准备转县医院。转院前先按我的诊断处理一下,如果有效继续在家里观察冶疗,若没效马上转走。”我开始给病人换穴扎针,就扎了一个内关穴,病人就会说话了:“五哥,我觉着我好了!”当我抬头看病人时,发现病人的嘴眼都不歪了,脖子也恢复了原状,病人全家非常高兴。以后我又回诊几次,这个病人就完全好了。
  由于我对病人态度热情,精心治疗,群众都很感激我。我记得有一次出诊回到家中,看到柜上有一袋大米,母亲说:“这是南庄齐梦林送来的,说你给他老伴看病很辛苦,送点大米表表心意。”“要人家大米哪行,我赶紧给人家送去!”说完,不顾吃饭,骑上车子就把大米给齐梦林送回去了,并诚恳地对她说:“大哥,这年头细粮挺缺的,留着给嫂子养病吃吧!”老两口感动得拉住我的手说:“你真是好人哪!”总之那个年头,经常有病人给我送食物、衣服等东西,表示感谢,我都是婉言谢绝或原物退回。
  1970年,农村进一步落实党和国家的卫生政策,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坚持中西医结合,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大队给我们建了一间简易卫生室,开展了“三土”(土医、土药、土法)上马;“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创业。我和另一个赤脚医生跟大队要了一块地,种植中草药,除供本大队社员自用,剩余的卖给医药公司,每年收入6000多元,为社员交合作医疗费,实现了免费医疗。因此我们大队卫生室成了全县的先进典型,县内外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我1972年被评为全县先进卫生工作者,《唐山劳动日报》记者亲临石各庄村采访我的事迹,写出《红心驱瘟神,送暖百家春》的通讯,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上。
  上世纪80年代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考取执照行医,谁看病谁花钱。我在行医过程中,不受经济利益的趋使,从不乱收费,乱用药,对经济有困难的患者还要减免医药费,甚至分文不取。姜各庄敬老院的老人来针灸,我从不跟他们要钱。由于行医收入相当低,为了满足生活需求,我拖着残腿,在不影响为群众看病的前提下,靠养貉子来增加收入。1983年,我的女儿刚满一周岁,我妻子脑部摔坏,神智不正常,母亲也因病去世了,照顾孩子的重担也落在我身上。有时把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我就带着孩子出诊,或找一个相处很好的人家,给我看着,把病人处理完了,再把孩子接回来。一年春节,流感很严重,我出诊到下午三点才回家,孩子发高烧,我先给孩子打针,再做年饭。一般年饭都要在中午12点之前吃完,而我们赶吃完饭就下午4点钟了,还没放下碗筷,又有人来找诊了,直到很晚才回来。
  通过养殖业,经济富裕了,有条件继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更好的为群众服务。从1987年开始,我在“北京中医刊授学院”、“乡村医生刊授学院”学习4年,1993年又去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高级针灸进修学校进修学习一年。我一年要花费七八百元订阅《健康报》《中国针灸》《针灸临床杂志》《乡村医生》杂志等学习资料。通过不断学习,我的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对腰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急性腰扭伤、面瘫和类风湿性骨关节炎等疑难杂症,的在治疗效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年6月2日,沧州市肃宁县45岁的男性患者肖俊迎,急性腰扭伤后,疼痛难忍,动转不能,在当地住院七八天,打针输液全没效,经人介绍来到这里。我经过认真检查,给他取了一个腰痛穴,采用平衡针疗法,一针就将他治愈,患者下床再也不疼了,活动自如。家属都拍手说碰到神医了,他们问这一神针要多少钱,我说20元,感动得病人和家属非要给200元不可。我笑着谢绝了,说:“这里没有神医神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随着我的名声远播,来这里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本县的,外县的,还有外省市的。平均每天接诊病人五六十个。就这样,我一方面为群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个人收入,全家生活富裕起来,给女儿女婿买了汽车,并在县城买了楼房。
  为了改善医疗条件,我还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门诊、药房、消毒、治疗、康复五室分开的卫生室。而且还为远道而来、需要长期冶疗的患者,提供物美价廉的食宿条件。这就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和上级政府的表扬,被誉为“德高技精、规范标准”的村级卫生室,锦旗镜匾挂满了墙。1995年乐亭电视台和唐山电视台先后以《人生价值在于奉献》为题,播发了我的先进事迹。2007年被乐亭县卫生局评为“优秀乡村医生”,并被推荐参加了“唐山十大乡村名医”评选活动。2010年乐亭电视台以《身残志坚,银针送暖》为题,再次播出我的先进事迹。
  五、晚年培养下代
  到了古稀之年,我就反复考虑一个问题:为把我的事业传承下去,使农村三级卫生网的村卫生室后继有人,必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于是经过思想工作,动员从张家口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县城医疗单位工作的女儿刘彦珊辞职,回到村卫生室,继承我的事业,为父老乡亲服务。我女儿凭借大学专科的理论功底,经过几年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在医疗实践中全面掌握了针灸技术。
  首先,我在父女同治的医疗实践中,对女儿传思想、教技术、带作风。2015年春节前十天,卫生室里来了一对夫妻,男患者王建华表情痛苦异常,是由妻子搀扶着,步履蹒跚走进门来的,我和女儿刘彦姗共同详细询问了病人的病史。原来他在唐山骨科医院诊断为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腰腿剧烈疼痛,说只有做手术才能恢复健康。因为怯于手术,他们坚持保守治疗,四处寻医问药,均不见效。在卧床一个多月后,听一个曾经在我这里治疗过的患者说,我用针灸技术治疗这类疾病很有效,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就诊。我们父女针对他的病情,共同研究施治方紧,第一天只用了三根针,一小时过去我女儿给他起了针,他慢慢下床活动了几下,惊叫起来:“啊,神针,真是神针!比每天下床轻松多了。”我们父女感到无比欣慰,他的妻子也由满脸忧郁变成了笑逐颜开。就这样,病人坚持每天来扎针。四五个疗程后,他基本上能够自如开车、行走。一直坚持治疗了十三个教程,完全康复,从2016年一直在渔船上从事捕捞作业,风里浪里从未复发。
  在这期间,我注意到陪他来扎针的妻子刘桂兰,满脸忧郁,不苟言笑,而且气色不好,表现出身心疲惫的样子。所以主动与她进行沟通,才知道她有多年的甲状腺机能减退病史,身体免疫力低下,又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风湿性骨关节炎,多病交加使她苦不堪言。但她是一名教师,不愿意耽误工作进行治疗。于是,我便为她开了“绿灯”,让她每天晚上下班后来就诊,如果我女儿没空儿,就由我来为她们夫妻扎针。他们对我十分感激,风雨不误坚持治疗。有时我看刘桂兰情绪低落,就鼓励她坚强面对疾病,并将自己身残志坚的一生经历讲给她听。她常常听得入迷,眼里放出光彩。十个疗程过去了,他夫妻俩的病同时治好了。事后她说:“大伯,您不仅救治了我的身,还拯救了我的心。我们夫妻是幸运的,在生命的低谷期遇到了您父女俩。是您教我学会了坚强,积极乐观面对人生,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临床医疗治验的病例,增强了女儿刘彦珊的信心和决心,我又放手让她独立诊断,果断治疗,在临床实践中提高医术。2015年6月8日,昌黎县马庄子村62岁的男性患者马林山,由儿子开着面包车,老伴、女儿、儿媳陪同,来到我们卫生室就诊。患者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椎管狭窄伴坐骨神经疼。曾先后去过秦皇岛和北京大医院,一直采取大量输液和口服药物治疗,花费10多万元,不但未见效,身体越来越虚弱。我放手让刘彦珊独自检查、诊断和治疗,她认为主要是过度医疗、过度用药产生副作用,造成胃、肠、肝、肾受损,出现一系列综合症状,身体极度虚弱。她果断地停用一切药物,坚持采用系统的针灸疗法,每7天一个疗程,共治了9个疗程,患者一切症状消失,精神饱满。全家感激不尽,事后送来一面大红锦旗,赠词是:“妙灸神针驱病痛,父女行医美名扬”。大家都夸我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听了感到很高兴。乐亭电视台记者专程来我们卫生室采访,录制了《两代人的村医情》专题片,播出了我家女承父业,两代人同为乡村父老乡亲服务的事迹。唐山电视台也重播了这一专题片,一些网站记者也来采访,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我们父女的事迹。
  回顾我的一生,心里很充实,虽然命运不幸,但我欣逢一个幸运的时代,是党和政府绐了我求学从医、有所作为的机会。我发扬乐亭人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品格,使我这个残疾人也能大显身手,为家乡父老乡亲的健康服务,并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群众的赞扬。
  (作者刘恩达,姜各庄镇石各庄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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