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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期:知青下乡住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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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8-4-12 16:2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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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住我家
○巢书林

  1968年9月11日,高粱红了,玉米上场的时候,一辆大马车拉着全县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村(汀流河丰庄)安家落户。这次下乡的有5位知青,他们都是乐亭一中的学生,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二人读高三,三人正在上高二。搞了二年多文化大革命,如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带队的领导介绍,这一批下乡知青共去了两个地方,一组去了赵滩,一组来到丰庄。因为当时这两个村在县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来到丰庄的这二男三女,男的姓刘、姓赵,女的分别姓杨、薛、尹。他们被安排到七队和八队,我家属八队,安排了三名女知青住在我家。因为我叔叔是部队干部,一家在外,家有三间闲房,地方宽敞又肃静。知青进驻后有现成的锅灶,自己做饭没有干扰。
  晚上,大队开了全村群众参加的欢迎晚会,大队书记、知青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知青代表小尹不失当年红卫兵的激情,慷慨陈词: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踩一脚牛屎,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最后大队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文艺节目。
  我妈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知青来的第一天就和孩子们建立了感情,当她们把行李放到屋里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了她们的家境,说:“这三个孩子只有一个行李像点样,有人惦着,另外两个差一些。就和队长说:“你给他们整点好粮食和整装点的柴禾,将心比心,咱们也有孩子,他们撇家失业地到咱们跟前来不容易。”大队书记把妈叫到一边说:“婶子,你要多操心照顾她们,就当多了仨闺女,她们在城里惯了,在咱们这儿不习惯,晚上给准备个便盆啥的,省得她们解个手啥的往外跑。”妈妈说:“这些事儿等你说就晚八春了,你看看我准备得满意不?”书记一阵哈哈大笑,说:“姜还是老的辣!”
  在那个年代,知青们都是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经过轰轰烈烈地文化大革命,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幻想,当把“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的口号变成现实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他们的话说,下乡需要过三关:第一关是生活关。知青在学校吃食堂,在家里也没几个上过锅台,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学生生活。现在做饭是个难关,刚开始做饭不是糊就是生,吃粥的时候多,不会做面饭。第一次蒸馒头,一揭锅尽是小黄球。(碱使大了)说起来哈哈大笑,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在一个院住着,妈妈几乎天天帮她们做饭,告诉她们用多少米,放多少水,烧多大火;做面饭怎么发面、使碱,有时做了菜饽饽、饺子还给孩子们尝尝。她们说:“大妈做的饭真好吃。”那时没有条件洗澡,一天一身臭汗,有时只能用大锅温点水擦身上,有时连擦都不擦,恐怕贫下中农说她们娇性。衣服被褥脏了、破了,拆拆洗洗,连针都不会拿,一次有一个姑娘缝被子,连用折了三根针。有时叫妈妈帮她们,教她们做。这样,娘儿几个感情就更深了。
  知青下乡,家长最牵挂,经常来看望,我家成了接待站,妈妈成了站长。家长来时,一般孩子们都上班劳动,自然就由妈妈陪着唠嗑交流。有一个知青父母是离异的,母亲总是惦记着女儿,她来看闺女,一见面就眼泪汪汪,晚上没有回去就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姐俩个几乎唠了一宿。她说:“老嫂子,孩子们在你这儿我就放心了,你对孩子们这么好,我这亲妈也不如啊!孩子们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就担待着着点儿,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活儿,给我捎个信儿,我来帮你。”
  还有一个知青祖籍山东,自幼丧母,父亲在县城工作,经常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女儿,每次都是妈妈接待,有时把拿来东西放在我家就回去,由妈妈代转。后来,石家庄的,卢龙的、县城的亲人们都先后到过我家,从生活到居住环境妈妈和知青的感情各方面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知青们下乡的第二关是劳动关。他们从校门到农村,虽然经过二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历练,但劳动毕竟和想象的不一样。表决心发誓言在实际中需要过程。记得下乡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但月光照得像白昼一样。那时没有钟表,几个知青就起床上班了,到外边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场的老头告诉他们还没有三点钟,要他们等队长敲钟再上班,于是回家又睡了一觉儿。
  春天挑水栽白薯,队长照顾他们不让他们挑水,可他们硬要挑,一个个光着脚丫子,压得东倒西歪,两手掫着扁担,活像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肩膀压肿了,偷偷地抹眼泪。大队植树搬树苗时,姑娘和小伙子们一负一正地扛,说这是炼红心。
  第三关是社会人情关。知青劳动不几天,生产队到村南收花生,要趟水过河,知青小刘见一小脚老太太趟水艰难,就主动搀扶(这老人是富农分子)。这一举动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什么扶四类分子过河,立场有问题。也有的人说:四类分子脑门上又没贴标签,知青办好事,不表扬人家也不怪,别瞎上纲。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知青们掐着手指算,盼回家过年,可广播里却传来了倡议: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很多人违心接受,跟着表态,到了春节的时候,干部合计:偷偷给知青放几天假,让他们不要声张地回家过个团圆年。知青下乡,随乡就俗是主要一课。她们看到我妈妈在村里威望较高,又在一个院住着,所以什么事儿都愿跟大妈说说。
  一次县里办学习班,想占知青们的住房,村干部犯了难。当时的公社书记想以势压人,找妈妈号房,妈妈据理力争,当着众人的面把个书记数落了一通,书记无言以对,心服口服。这一举动为青年们解了围,为大队干部挡了难,知青与大妈的感情更深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处对象的事都找大妈拿主意,一知青的对象是陶庄的同学,由于他自幼丧母,所以从结婚、生孩子、打对月子都是大妈张罗在前。孩子过了满月,她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算是回娘家,她到家后把孩子往大妈怀里一放就去串门儿访友,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是派人找回来的,大妈把她数落得一个劲地乐,还向着大妈撒娇,那场景不亚于亲生母女。走的时候,大妈帮她抱着孩子送到三里地外的亲戚家。
  感情是难以割舍的。当时知青们回家,总是把当地的特产节日的稀罕物捎给大妈。一知青上大学后分配工作在唐山,从参加工作,每逢过年都寄钱给大妈,如今她都是当奶奶的人了,仍不忘初心。每逢春节前见到她的汇款单,村里的人都说:这样的下乡青年真有良心。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又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各地知青下乡掀起高潮。这时,又有唐山东矿区十几名知青下乡来到我村,还有北京大学的4名知青也下乡到村了。来的人多了,村里就建了青年点,安排集中食宿。他们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大队试验场、林场有他们的身影;文艺宣传队他们是主力;学校教师他们勇挑重担;村广播室有他们的播音;写村史、搞规划有他们参加;墙上写大字标语更是他们的拿手戏;还有人当了生产队会计。1969年20年国庆,还有一名代表被安排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观礼。
  回忆起来,在一次全县知青工作会上,一位知青代表说:“我们是第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后代说,我们和老红军、老八路一样自豪,我们干了前所未有的事业,会记入史册的。”
  (作者巢书林,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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