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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期: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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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8-10-10 11:2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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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
○王传业

  我祖上居住在乐亭县王家伙房,当时是临海边上只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庄,祖父的名字叫王文兰,他年轻时曾到东北习商,后又回家种田,他凭着刻苦与勤劳,很快成为王家伙房的富户。
  早年的王家伙房,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海滩,到处长满杂树和海草,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只有海鸥飞来飞去,盘旋起伏,使这里还能显示出生命的气息。
  据说,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到乐亭王家伙房的。明朝以后,大量移民从山西纷至沓来,使王家伙房这块荒芜之地增添了人间烟火,开始有了人们劳动的身影。那时候,开垦沿海的盐碱荒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下海捕捞却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于是这里的捕捞业自然就兴旺起来。有了产业的兴旺,就有了人群的集聚,也推动了其他生产劳动的发展。在那时,这里海岸平缓,海水清澈,鱼虾蟹蛤非常多,捕之不尽,捞之不完,是一个天然的渔场,不用开发,也不用修筑码头,只要有了鱼船、鱼网和技术,就能下海捕鱼。
  渔民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他们使用很小的船在近海捕捞,虽然不能成为富翁大户,但也能养家口。有了打鱼的,就有织网的,就有卖鱼具的,也有买鱼的、修船的、送水送饭的,这里就有了第一个临时住所,那就是窝铺(临时建起来避风雨的棚子),人们也称为海铺。第一个在这里建海铺的不是渔民,而是从山西迁来的我们王家。王家人不会打鱼,不会驶船,不会织网,也不懂买鱼卖鱼之道,可是我们会做饭。我们做的饭花样很多,高粱米稀饭,高粱米干饭,小米稀饭,小米干饭,小米面窝头,玉米渣稀饭,玉米渣干饭,玉米面窝头,玉米面饼子,玉米面豆饽饽等,这些都是渔民喜欢吃的而且吃后不容易饿的硬饭。王家做的小米干饭和玉米面饼子最为出色。小米干饭最不好做,水放多了干饭没有香味,水放少了干饭就会夹生;只有水不多不少,火不大不小,时间不长不短,白色的小米才能做出橙黄色的干饭,吃起来又爽口又喷香。王家用粗玉米面做出的饼子香中又带微甜。
  王家做的饭菜不光是花样多,味道好,而且价格低廉,渔民们愿意到我们的伙房来吃饭,就是原来自己带饭的渔民也都不带了,都交饭费到王家伙房来入伙。久而久之,王家的名声就传遍了沿海。这里的渔场没有名字,可是王家伙房的名声却传遍了十里八乡,王家伙房就成了这里的渔场、渔市的代称。后来,渔民们逐渐在这里落户,子孙繁衍,这里就成了一个小渔村,人们把这个小渔村仍称为王家伙房,一直到现在这个村名也没有变。至我祖父时,我们王家仍然是王家伙房的富户。
  据父辈人讲,一个深夜,10余名“海盗”乘船上岸,将祖父祖母捆绑起来,把家里的所有粮食、细软洗劫一空,放火烧了宅子。从此王家家境一蹶不振,生活难以为继,爷爷就在“闹海盗”不久离开人世,丢下祖母无依无靠,祖母只得带着她的儿女远走他乡,投奔到她的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所在的黄瓜口村。
  祖母是一个小脚女人,在我出生时她还在世。在黄瓜口村,祖母靠着被海盗劫后余生的一点私房钱,为父亲办完婚事。
  我的母亲是距黄瓜口南五里的小黑坨村人,她的乳名叫改头。因为包括大姨和母亲,外祖母已经生下两个女孩。按农村习俗,给母亲取名“改头“,就是改一个头,下面生男孩。
  当时在冀东农村,没读过书的女孩子都没有大名,结婚以后随丈夫姓,叫××氏。母亲家姓赵,她的名字自然就叫“王赵氏”。直到她去世后,我们在为她立的墓碑上也以此称之。
  母亲生于1910年,在她出生第二年暴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临时政府曾公布过禁止妇女缠足的法令,但是在农村并没得以实现执行。在母亲5岁时,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4个年头,外祖母仍给母亲缠了足。所以母亲的一生靠脚跟走路,颤悠悠,总像要跌倒的样子,穿鞋套袜都十分麻烦,洗一次脚要花去好多时间。
  外祖母为什么要给母亲缠足,那是因为当时不缠足的妇女连出嫁都非常困难。外祖母本人就是天足(即没有缠过足),她只能嫁给一个农民,而且受到别人的歧视,人家都称她是“大脚婆”。外祖母不希望女儿再像她那样受人歧视,所以她给母亲和大姨母都缠了足。
  在那个以大脚为耻,小脚为荣的社会风气里,多少妇女被摧残为半残废的人。
  母亲一生靠她的一双小脚,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哺育着她的儿女。起初,凭着祖母积攒的一点私房钱,日子还过得去,但是在父亲完婚之后不久,祖母中风瘫倒在床,第二年我就出生了。
  我的出生,带给母亲的不是欢乐,而是一声长叹:“这个小孽障,让我怎么养活你啊!”
  祖母病倒,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他每天给瘫倒在床上的祖母喂饭、洗脚、擦身子。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却不是这样。几年中,他从始至终侍奉祖母,从无半点怨言。
  父亲不但孝顺老人,对子女也呵护有加。幼年时的一件事至今还留存我的记忆里:一个晚上,我闹着要吃馅饼,那时冀东的村庄到晚上常有挑担卖馅饼的小贩,父亲跑了黄瓜口的3个村庄,也没找到卖馅饼的。回家就升火亲自操作,终于让我吃上当时在乡野很难吃到的馅饼。父亲有句话是“娇儿出孝子”,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至我成年生儿育女之后, 也是用这句至理名言作为信条,哺育我的儿女。在黄瓜口村的日子越过越窘迫,祖母久病在床,开始还有亲朋接济,但也杯水车薪。记得是在一个年关,家里竟没有下锅的米,父亲只得腆着脸去我的大姑母单家借粮。大姑母单家是黄瓜口村的富户,大姑母的儿子单好德是大商号的经理,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对她来说,接济我们一点,那只是九牛一毛的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当父亲去向她家借粮时,大姑母却阴沉着脸说:“这年头,谁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你还是自己去想办法吧!”说完,她扭头走了,父亲只得失落地离开大姑母的家门。回家后,正赶上春节,父亲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出有门入有门摘借无门,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横批是:“亲情何在”。从此之后,父亲一生再也没有进过大姑母那三进三出的豪宅。
  大约是1947年夏天,冀东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单家作为黄瓜口村的大地主,受到农民斗争,单家大女儿单冬莲曾去找时在公安局工作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帮他家向农会说点情,被父亲一口回绝。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的一贯办事原则,抑或是一种阶级的感悟和阶级的仇恨!
  对黄瓜口村的生活,我记忆不多,但只有一件事却让我深深地印在脑子里:那就是在我3 岁时发生在家乡的“冀东暴动”。
  1938年7月6 、7日,冀东武装起义先后在滦县、乐亭、丰润等县爆发。在乐亭起义的部队一部分从黄瓜口村头开过,究竟有多少人说不清楚,只记得队伍连续不断地三天三夜还没走完。在炎热的盛夏,士兵们个个汗流浃背。这时村庄里也有了变化,那些地主老财嚣张气焰收敛了,饥饿的村民到地里掰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子,回家或煮吃,或晾晒,地主老财也不敢去干预,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民扬眉吐气。
  冀东暴动,震撼了日伪在冀东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的抗日要求和巨大力量,为尔后建立冀热辽抗目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60年9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胡锡奎。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没想到那平易近人学者型的胡校长,竟是当年统率20万之众举行“冀东暴动”的一位卓越军事将领。
  黄瓜口,这个冀东的小村庄,至今已是花果满园,绿树成行,村民生活都达到了小康水平,已无法找到我呱呱坠地时的那土炕上破败的棉絮和残破的炕席。
  (作者王传业,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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