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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期:话说八里漫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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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8-10-10 12:28: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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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八里漫滩
○陈士元

  在乐亭城南20里有一块方圆八里左右的广阔田野,这里东望常白庄,西瞻康刘毕段,南临东刘、陈渡口和黑崖子,北靠周滩、顾庄和朱各庄。自古以来,这里号称“八里漫滩”。据传,八里漫滩是古滦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历经千百年,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哺育了方圆十几里村庄的百姓。在日月沧桑中,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八里漫滩”种植着高粱、玉米、大豆等作物,以关东青高粱为最多。关东青是高秆作物,成熟后,籽粒饱满,营养丰富,吃起来口感宜人,是当时农家的主食。它的秫秸(秸秆)可挟寨子、编茓子、织篓子,编酱蓬等。
  每到夏季,青纱帐起,天气炎热,地里的农活干得差不多了,庄稼人就挂锄了,大多在家里歇伏,俗话说:“麦收以后,光吃不做”(zou)。然而在这时,八里漫滩周边各村的孩子们却不甘寂寞,背着家长跑到青纱帐里玩耍:逮蚂蚱、捉蟋蟀,撸叶子,用高粱叶子编成小凉帽,或把叶子铺在地上,躺在上面嬉闹、歌唱,有时回家晚了,还要受到家长的呵斥、责怪。
  为了不让孩子们到那里去玩,大人们还经常讲先人们留下的一个个吓人的小故事,如拍巴掌的、截道的,其中有一个是:“从前在青纱帐起的时候,这里常常闹‘海洋’(土匪、绑票的)他们三四人一伙,携带着武器,打家劫舍,主要是绑架富人家的子弟,然后让家人拿钱来赎。有一回,几个海洋拼着命绑架了戴庄大财主老伊家的十二三岁的孩子,隐蔽在青纱帐里让伊家拿钱去赎。十几天过去了他家也没赎,海洋一气之下,便将那孩子剁成十八块。”这故事听起来很可怕,孩子们听后,胆小的就不敢去青纱帐里玩耍了。

烧 锅 坟

八里漫滩有不少坟圈子(坟地),其中最大的就是“烧锅坟”。这坟占地20多亩,有坟头100多个。树木高大,遮天蔽日,杂草丛生,阴阴森森。坟头按辈份排列,北头第一个最大,坟前矗立着高高的石碑,上面刻记着先祖陈渊的生平事迹,很多陈渡口的人把烧锅坟当做陈家的祖坟。当时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我父亲称得是“秀才”,他曾多次考察烧锅坟的碑文,并结合祖传的《陈氏家谱》进行分析研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烧锅坟算得上是陈家的祖坟,但陈渊还不算始祖,始祖应推为陈学。陈学是明朝永乐二年由山东拨民而来,在乐亭城南20里芦河右岸定居下来,繁衍子孙后代,建庄时,因此处河岸有渡口,且主姓陈,故起名为陈渡口。按陈氏《家谱》推算,陈渊是陈学的第七代孙。陈渊是清乾隆年间人,他热爱家乡,乐善好施,德高望重。乾隆五十八年,陈渊已是90高龄,他上见过祖父,下有曾孙玄孙,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长寿老人。恰好这时乾隆皇帝诏书全国:对上见过祖父,下有曾孙玄孙的老年人给予奖励,陈渊符合条件,因而获奖,闻名遐迩。
  小时候,我经常与小伙伴们到烧锅坟上游玩,那里简直是个神奇的天地。不必说火红的枸杞点缀在藤枝上晶莹闪光,草丛里的蛇也到处乱蹿或静或躺地趴着,令人生畏;也不必说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地歌唱,蝉趴在树上尽情地鸣叫,单是掏鸟窝这件事就有无限乐趣:因为这里的树多而又清静,所以成了鸟的天堂。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鸟在树枝上栖息,有的鸟还在树枝上搭窝、产蛋、孵小鸟。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到烧锅坟去玩,行走在草丛中,扬头看着树上欢快的小鸟,高兴极了,大家都想得到小鸟或鸟蛋。其中有两个年龄较大且又是爬树能手的伙伴立即脱下鞋子,一蹿一蹿地往上爬,离鸟窝近了,就把手伸进去,掏出了小鸟下了树,下来后又到别的树上掏出了鸟蛋,然后把小鸟和鸟蛋分给了大家。我分得了四个鸟蛋和三只小鸟,如获至宝,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村经常来共产党和八路军,有时来几个人,有时来上百号人。他们进村后,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担水、扫院子、推碾子,并经常去烧锅坟开会,因为在那里开会安静无干扰,一旦有了敌情便于隐蔽或阻击。
  1945年夏,乐亭日伪军警备队第二分队20几名伪军和一名日本顾问由县城出发向南走,妄图从海上坐船逃往大连。他们不敢明走大道,只得沿小路或钻高粱稞,当路过八里漫滩时,却迷失了方向。中午时分,看见不远处村庄的大墙上写着“毕段村”。三伏天,他们逃窜慌忙,又热又渴,都想进庄喝水。入庄后,立即从一户人家拿来水桶从井里提水,人们纷纷上前抢着喝。然而正在这时却枪声四起。原来这是八路军和附近村庄的民兵接到上级的命令,前来捉拿这股敌人。疲惫不堪的伪军根本不想抵抗,乖乖投降,只有那个日本顾问乘混乱之机向庄东头疯跑,恰好黑崖子的屠户石丙文在此卖肉,见鬼子跑来,抽出挑肉的扁担紧追上去,鬼子见有人追他,跑得更快了,出庄就一头钻进青纱帐,石丙文没追上。黑崖子村民兵队长石得明亲自率领十几个民兵们分头钻进青纱帐搜寻,直找到下午4点也没见到踪影。然而这时民兵黑蛋子突然发现地上的脚印上有特殊的文字,他料想这一定是鬼子的脚印,于是他就和三个民兵顺着脚印向西南方向搜寻, 终于发现了那个鬼子并将其抓获,押送到阎各庄区里,受到了区长王民安的表扬。
  1947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街上玩,看见从庄西来了许多身穿灰军装、背着三八枪的八路军。村里的干部们还去迎接,一时间,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起来,有一个腰挎匣子枪、高个儿方脸庞的首长微笑着上前同村长说话,听意思是商量为部队号房的事。
  第二天早饭后,笛声一响,战士们全体集合,迈着整齐的步伐奔向烧锅坟开会。听父亲说:“开会是保密的,不许外人听,那个高个的方脸的首长叫刘守仁,是冀东路南地区家喻户晓的人,他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敌人听说刘守仁的队伍来到,往往吓得逃窜,这次烧锅坟开会,一定是研究部署新的战斗任务。”

北 沙 坨

  八里漫滩地域宽阔,土质肥沃,黑土地、沙土地都有。靠南部有一片沙性地块叫北沙坨。那里地势较高,土质疏松,适宜种花生、栽白薯。建国初期,农民还没入农业社,自己单干经营土地。我家在北沙坨有二亩多地,年年种花生。
  有一年秋天,我们全家人去北沙坨出花生,计划一天出完,因此我们早早地吃了饭就到了地里。父亲和两个姐姐用镐刨,我和母亲抖落花生根上的土。由于天旱无雨,沙土板硬,时间不长,俩姐姐就累得汗流满面,疲惫不堪,索性躺在地上歇着。父亲也累得直喘气,坐下来吸烟。就在此时,我村的民兵连长陈可金赶着一辆马车,车上坐着四个小伙子直奔我们而来。来到跟前,陈可金恭恭敬敬地对我父亲说:“大哥,你出花生也不给我们个信儿?你当财粮光为村里服务,你家里有活儿,大伙儿应该帮忙。”说着带领四个小伙儿一阵风似的刨起了花生,没用两个钟头就刨完了。接着又抖落花生秧子、装车。马车跑了两趟,就全部把花生拉回了家。我父母很是感激,要做饭让他们吃,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以后有活儿只管叫我们,今天就不吃饭了,等下次再吃。”
  我有一个堂叔叫陈春和,他在北沙坨栽了三亩白薯,因为是沙土地,白薯长得光光滑滑,吃起来又面又甜。那年代,栽白薯的人家很少,堂叔怕有人偷摸,就在地里搭了个小铺,夜里看着,有时我和堂叔的儿子双喜也跟着去看。一连好多天,夜里都是静悄悄地,没发现一个人来偷,只是有獾来偷吃。有一次,我们听见有动静,堂叔手持钢叉在前,我和双喜举着镰刀在后,月光下,只见两只獾正在那边啃吃白薯,堂叔急步上前,用钢叉猛刺过去,恰好刺中了一只獾,那只獾在地上挣扎着乱滚乱叫,另一只四处乱窜,我俩用镰刀乱砍,但还是没打着,让它逃跑了。
  寒露过后,堂叔要出白薯了,我们全家人去帮忙,两天才出完,出完后,还送给了我家两筐。堂叔在后院挖了一个大窖,准备把白薯入窖,留着冬天卖,算计着最少也能卖300多元钱,比种其它作物划算多了。庄里的人们都说堂叔能掐会算,赞他是“三十亩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学 大 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号召“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这是改天换地的伟大壮举。要搞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大寨田,自然重点就是八里漫滩了。
  修大寨田主要是平整土地,一到秋后,庄稼收割完了,相邻各大队都在这里摆战场,八里漫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社员们干劲冲天,挥舞铁锹,平整地面,车拉人担,起高垫低,原野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休息的时候,各大队还搞文娱活动,有的唱歌,有的搞民兵训练。陈渡口大队民兵连长陈兆生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学习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
  十年学大寨改变八里漫滩的旧面貌,由原来的七高八低变成了平平展展,由原来的旱田变成了水田,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当然,由于当时的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农业学大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搞形式主义,扎花架子,引起了人们的怨声和抵制。1969年秋,芦河公社一个造反起家的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显示自己,要在八里漫滩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要求陈渡口、黑崖子和东刘三个大队在两天内把庄稼收割完,腾出地来进行平整。他首先来到陈渡口大队,督促收割玉米,大队干部陈文兰一听就火了,说:“晚玉米还得半月后才能成熟,而现在收割至少减产三成,我们眼看到手的粮食不能丢。现场会爱去哪儿去哪儿开。”
  随着学大寨运动,八里漫滩的土地进行了规划和调整。1972年冬,陈渡口大队党支部召开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研究制定土地调整方案,按土质好坏、地理环境,重新集中划方。大家来到八里漫滩,察看现场,丈量计算,合理搭配,按七个生产队分配,用了一冬的时间,完成了规划任务。第二年春,按新规划的方块,修机耕路,挖排水渠,植树造林,打机井,使农业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为大上农业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地,也吹醒了八里漫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充分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周边各村利用这里地理优势,由传统单纯粮食作物转向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相结合的模式,向高效农业进军,并随着形势发展,不断调整种植结构,有的种蔬菜,有的建暧室,有的蒙大棚,有的栽果树,成为县城南部著名的冀东果菜生产基地,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合作社,按市场需求,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生产出绿色产品,创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作者陈士元,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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