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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期:从隐蔽战线上走来的开国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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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8-10-10 12:44: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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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蔽战线上走来的开国少将
○王择文

从隐蔽战线上走来的开国少将王兴纲

从隐蔽战线上走来的开国少将王兴纲

  在新中国的诸多开国将军中,有一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在隐蔽战线上战斗了10年的特殊将军,他就是来自河北乐亭的开国少将王兴纲。
  一、潜伏在商震身边的地下党员
  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师范学校,有两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一位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谷雄一,另一位是来自河北省乐亭县的王兴纲。两人同是1905年4月出生,同庚加同乡,使他们亲如兄弟,他们广泛地团结同学、老师,带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割据混战的革命活动。
  1928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在北平德胜门外的黄寺大院创办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时年23岁的王兴纲考入了该学校。
  商震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共北方局军委张兆丰、薄一波两位领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中共党员谷雄一进入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抓军队工作。
  谷雄一在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担任区队长,他与张兆丰首先介绍王兴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谷雄一和王兴纲紧密配合,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在第一、二期约1000名学生中,发展了近百名地下党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全部被分配到商震的部队中任职。
  1931年,商震正式组建第32军,自任军长。于是,大部分地下党员都转移到了第32军。
  谷雄一后来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在华北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及河北省西部山区的阜平革命根据地,在华北地区树立了第一面工农武装的旗帜。
  谷雄一离开后,第32军地下党的工作由王兴纲领导。他的公开身份是第32军部副官处中尉副官,主管人事。王兴纲足智多谋、胆大心细,而又沉着冷静,在32军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都搞得很好,深得商震的赏识。
  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王兴纲积极联系地下党员董哲、贾耀庭,以及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同学陈锐霆、王启明等,以同学会的名义,从事地下活动,对上则由王兴纲负责同中共北方局军委单线联系。
  从1931年起,王兴纲在32军中,从事地下党工作达10年之久。10年中,他审时度势,坚定、冷静而巧妙地做商震的工作,使之将主要力量投入抗日战场,并为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奔赴延安
  1940年初,商震赴衡阳,接替陈诚出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为中校副官的王兴纲,因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不能随之前往,商震不得不准其辞职。
  后来第六战区撤销,商震奉调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并兼任外事局长。此时,王兴纲虽然已不在商震身边任职,由党组织派遣,也到了重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专门为王兴纲在重庆小龙坎,开了一家名为“振英”的小茶馆作为秘密联络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重庆期间,王兴纲成功地安排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周思诚一行奔赴延安。
  周思诚曾担任商震32军的参谋长、旅长、师长、教育长等职,为陆军中将,是国民党的一位资深高级将领。他曾长时间在保定军官学校担任高级教官,国民党中的高级将领唐生智、张治中、傅作义、白崇禧、陈诚等都是他的门生。早在1933年,王兴纲在商震的三十二军军官教导团,发展中共地下党员时,就将周思诚列为发展对象。
  1940年7月28日,王兴纲接周恩来电示:“约周思诚、封致平(即封景光)、马骥(商震第32集团军总部参谋,即马千里),速到重庆会晤。”
  在王兴纲的安排下,周思诚等从湖南省桃源县第二十集团军总部秘密出发,1940年9月6日抵达重庆,与王兴纲的地下联络站取得联系。9月18日,在王兴纲陪同下,周思诚、封致平、马骥前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在场的有叶剑英、边章五等。周恩来拉着周思诚的手走进客厅,谈笑风生,如叙家常,还同大家吃了晚饭。临别时嘱咐说:“到延安工作后,希望各位为我军发挥各自的特长。”
  1940年11月20日,周思诚、封致平、马骥由重庆顺利地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周思诚到延安后,同“延安五老”生活在一起,董必武曾写诗赞其:“宁在延安吃红薯,不在南京当中将”,赞扬周思诚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正义行动。1943年9月,经叶剑英、边章武介绍,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思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王兴纲陆续输送往延安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就有10多人。
  三、与商震的不了缘
  商震非常赏识王兴纲这位副官处副官,加上他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敬佩之情,虽然对王兴纲为中共工作的事有所耳闻,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甚至还在暗中加以保护,有几件事情便是证明。
  第一件事是,王兴纲为便于同中共北方局军委联系,在北平秘密筹建了一个地下电台,由于走露了风声,被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获悉。何应钦当即给商震写信,指名索要王兴纲。商震委婉地给何应钦写信说:“此事待查清后再向你汇报。”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是,1936年王兴纲在河南省开封开了一家书店,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此事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捕王兴纲。幸好王兴纲闻风及时走避,特务的图谋没有得逞。事后商震对王兴纲说:“你开书店卖书是可以的,但何必要卖那些招惹是非的书刊呢!”王兴纲问商震:“是不是要将书店撤销?”商震回答说:“你可以卖些古典书籍嘛!”
  第三件事是,1936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时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32军也在被调集之列。面对蒋介石的调令,商震感到左右为难。王兴纲献策说:“听从调令,见机行事。”听了王兴纲的话,商震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议上,商震说:“将来我们同日本定有恶仗要打,这次奉命调入山西,不必过分认真,要注意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的汪精卫、何应钦等主张紧急调兵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趁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32军军长的商震,对“西安事变”没有立即明确表态。第二天,他召见王兴纲询问意见。王兴纲摸准了商震不赞成打内战的心思,沉思片刻后表达了“不宜明确表态”的意思。
  次日,商震奉命参加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大都主张兴师讨伐,商震却一言不发。何应钦问商震什么意见,商震只是说:“我听从上命。”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此,商震感到十分高兴,并当面赞扬王兴纲在紧要关头,在重大问题上给他出了好主意,当了好参谋。
  1947年5月,商震被派往日本担任“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此时的商震不再对蒋介石集团抱有幻想,于1949年3月辞去职务,在日本居住下来。
  商震身在日本,心系祖国。1974年9月和1975年9月,应邀偕夫人两次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商震在全国各地会见了许多亲朋故旧,并且单独会晤了王兴纲。当商震了解到,有三位曾在32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兴奋地说:“看到我当年的学生在新社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建功立业,感到由衷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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