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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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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梅 发表于 2006-2-7 06:01: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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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B]一  缘起[/B]

唐唐说:“用文学作品划分历史,本来就是荒唐的事情,顶多划分文学史罢了。”
黄土诘问:“呵呵,唐唐,《春秋》是什么书?它为何可以划分历史呢?”
唐唐莞尔一笑:“如果我没记错,《春秋》好像是史书。史书跟文学作品是两码事吧?”
黄土回复:“呵呵,你没记错,《春秋》的确是一部史书。怪只怪,孔子当年删润这部鲁国史官所记的史书时,太用心太认真,害我常按文学作品读它。再说了,何谓“文学作品”?古今差别甚大。编年,记事,信史的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具备了文学的意义,待考。”
唐唐再回复:“中国的很多史书,当然都是有文学价值的。先秦的哲学和历史书,似乎都可以划进先秦散文?不过我所说的是狭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之类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诗词。”
黄土再回复:“唐唐既然指的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我也就不能在广义上展开说什么了。本打算一个《论〈春秋〉也可以是文学作品》的帖子候着呢,只好束之高阁。”
唐唐复莞尔道:“帖子既准备好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大家咪西咪西哩?如果需要一个反方,就当我是反方好了。”
如此这般,一篇文章始孕育腹中,其诞生就在所难免了。

[B]二 何谓文学[/B]

文学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可解释起来,就难以绕开它的复杂藤蔓。并且古往今来各个历史时段、民族、群体、流派或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界说方式。如果就此要对文学概念作一个出力不讨好的界说,那是愚蠢的。这里只是简单梳理一下其生成、发展、嬗变的历史脉络,给以提要勾玄,方便论述罢了。

文学一词,最初的含义指的是文章和博学。
青赤相配为文,赤白调和为章,文章,泛指错综的色彩和花纹。《庄子??箧》曾主张“灭文章,散五采”,取意正在此。而“文学”一词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本此义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哲学、历史、语言等。这样看来,在先秦时代,凡富有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称为文学。《春秋》为一部文学作品,初见端倪。

《韩非子?难言》里说:“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之于史。”
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论语?雍也》指出:“君子博学于文”。
韩非强调的是文采、思辩功夫隐见于史,文学和史学血肉相连。太史公直言自己蒙辱不死的唯一理由就是将富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史记》传之于后世。而孔子说的更不含糊,君子博学第一,文学是以博学为基础的。可见,在先秦时代,文学的含义是广义的,浑朴的,大凡“学者”皆多面手,以扎实的学术根基为要,文学的视野是无比广阔的。

但是过于宽泛了文学的含义,势必把文学淹没在了历史学、哲学、文献学的汪洋之中,失去了独立研究的理由,于是从魏晋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于是一个较为狭窄的含义就浮出水面: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如晋代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儒、玄、史、文)将文学独立标举,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梁代萧统在《文选?序》里提到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些总归一处,即:剥了“博学”一义,留下“文章”。但这种分解不止如此,早在两汉时期,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的双重含义受到分解。如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前者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后者类似于今天的学术。与此相应,魏晋六朝时代,“文” 与“笔”也要区分开,刘勰《文心雕龙?总述》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萧绎在《金缕子?立言》里将文学分为:文(近纯文学)、笔(近杂文学)、儒(通其理)、学(识其事)。

但天下形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于文学,则是“广久必狭,狭久必广”矣。过于偏狭的文学指称和范围,压制了人们的视野,于是,又希望在更为广阔的界面上思考。并且,在狭义说横行的时期,广义论并非单极消失,而是这种分合力量,在文学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呈显隐沉浮状态。于是,在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得到弥合。两个重要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柳宗元也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说:“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于是,从唐代起,文学中的“言辞”和“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文学的最高目标。“道”的 主宰消除了文与学的差异,“文章”和“博学”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下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一直沿用至清代。清末民初学者张炳麟将这种观点推向极致,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B]意即凡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B]。)这种解释太像先秦时期的,文明之初的文学概念或准观念了。这种有趣的起兴、沉没、复兴、沉落、回归。。。的现象,反映的文学一词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反复性。

文学被赋予今天意义上的含义,是现代即晚清以来的事。
西方古希腊时代尚无一般文学概念,而只有特定的史诗、颂歌、演讲术、悲剧等分类术语。在英语世界里,“文学”(literature)是14世纪时才从拉丁文引进的。1747年,巴特把诗列为七种“美的艺术”之一,从此诗代表文学正式归入艺术范畴。文学成了一种语言性艺术。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西方“美的艺术”观念激活了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于是经过中西方文学观念的现代跨文化汇通,就形成了以下的文学现代含义:[B]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B]而这种说法基本上体现了文学的狭义用法,为目前世界上通用。但是文学的广义用法并未消逝,还在一定程度上被使用或者跃升到主流地位也未可知。正如先秦和唐宋时期一样。而把文学视为语言性艺术,是一种习惯用法,也仅仅是习惯用法罢了。


[B]三   《春秋》是一本什么书[/B]

一般的解释不外说:“《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另外,《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次。庸常之人难以窥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第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去也,哲人颓萎,留给世人的最精粹的文化遗产是:《春秋》及三千弟子,精者七十二。

结论:《春秋》是一部文学作品


从以上论述得出关于“文学”,我们可以提炼出这么几个关键词:
[B]语言、文采、艺术性、明道、缘情和博学。[/B]说《春秋》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因为:

1、《春秋》是语言性的作品,并且不是一般性的语言,而是艺术性的语言。
2、艺术性的含义体现在文辞的简洁,“约其文辞而指博”。
3、《春秋》虽为信史,但并非录音机式的全息记录,而是注重灾异的记录,以达到对世人的谴告。
4、《春秋》的文采不是绚烂的那种,而是内敛的,类似于花苞式的做派。
5、《春秋》是缘情的,但是这种情不是基于一人一国之利,而是基于全人类的,是世界公民式的情怀。奠基于博大的胸次。
6、《春秋》是博学的,《春秋》经义实涵盖了一套植根于新天道性理的高明的政治哲学,其内容强调兼摄经权、与时俱化。大致而言,先秦儒家守其经,孔门流衍之兵、法、纵横家得其权。其博大也体现在:没有对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全面的了解就不足以言《春秋》。
7、《春秋》是明道的,“文明”有三千幻相,“自由”乃其无相之相。“人”在“仁”的引领下终于挣脱了生存竞争的法则,使“自由”的领地不断向神的国土延伸。在斗争中盲目的“仁”逐渐发育成熟;当它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化生出理智的力量和节制的精神?------“智”。“智”是“仁”的对立面,也是“仁”的完成;此经通过鲁史之剪辑及孔子口说表达经义,全面革新了殷周文明的天道性理,实现“天下归仁”的伟大的政治理想。但这些“道”也是不好言语的。子贡曾向老师闻询天道的究竟。“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真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8、说《春秋》是文学作品,就不能仅仅以今日狭义文学观的视角论〈春秋〉,而是放在先秦浑朴的广义文学观的视野里,并且,不论文学观念在历史上如何的张着狭、广两翼,纵横捭阖,其本意仍在“文章和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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