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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乐亭骄子]文物鉴定家史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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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1-7-25 20:12: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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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国林  

    史树青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常说文物鉴定不止是鉴定真伪,还要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文物与文献并重;眼前识别与科学分析并重;传世文物与考古发掘并重。鉴定的最高境界是“人弃我取,点石成金”。我国历史悠久,传世文物遗存甚富,史先生就是在中学读书时,从传世文物研究开始的。1947年史先生经业师余嘉锡推荐,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至今在博物馆工作已有50多年了。
  5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史先生总结了文博工作和文物鉴定工作的经验,认为博物馆藏品是业务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亦是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首要任务是做好藏品的保管,达到制度健全,账册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使用方便。至于藏品的鉴定,只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史先生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对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玉器乃至考古发掘品等等,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版本研究甚深。所鉴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文物数量达百万件之多,常谓学习文物鉴定,尤其是书画和古籍,要记住上万个古代作家和历史人物的姓名、籍贯和主要事迹,只有这样,在工作中才能游刃有余,而且要特别重视学者型的人物、妇女及少数民族尤为重要,这些人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更强,能够从多方面体现历史价值,因此在书画鉴定工作中提出了“书画征史”的论点,强调鉴定任何一件文物,都要以“历史价值第一,艺术价值第二”为原则。提倡紧密结合文献、史料,广收博取。反对以纯“艺术价值”为标准的鉴定观点。历年以来由他慧眼鉴定过的文物精品不乏其数,尤令人瞩目的是孔望山石刻的研究。孔望山位于江苏连云港市,山崖上雕刻有百余尊石像,传说为孔子带领众弟子登山望海。史先生经过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石刻内容不像是过去所说的孔子七十二弟子等古圣贤雕像,更不是俗说的“秦王乱点兵”,也不属于世俗内容的人物石碑,而是一处用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以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宗教造像群,它的开凿年代为东汉时代,要早于敦煌石窟200年。此说经专家论证,认为它是我国佛教艺术的早期形式,也是我国佛教艺术的重要起点。它的发现,提出了佛教研究方面的许多新课题,对我国佛教史、艺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孔望山佛教造像群,于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先生赴海南岛考察,在乐东县文化馆发现西汉“朱庐执?”银印,印为中央朝廷封赠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之官印,极为珍贵稀有,被誉为“海南第一古印”。
  70年代史先生友人、兰州苏继新先生将个人收藏的一批文物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面“重圈多角纹”铜镜,经史先生鉴定属四千多年前齐家文化之物。比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和1977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发现的两面铜镜形体要大,是三面齐家文化铜镜中最精美者,就其图案设计,铸造工艺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在中国冶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咸宁四年吕氏》,书体在隶草之间,为有年月的书法标准,原物经史先生访得,捶拓行世,为我国书法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
  《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原碑刻于北凉承平四年(445年)。清光绪年间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德国人偷运出国,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端方随考察宪政大臣出访欧洲,见到此碑,遂亲拓二本,其中一本为全拓,另一本仅拓了四分之一,携之归国,遍征海内外人士题跋。碑石于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此拓之所以珍贵,从历史上看,为我们提供了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同汉族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填补了北凉沮渠氏政权时期的文字历史空白。从汉字的演变史上看,展示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脉络。1976年经史先生友人李章汉先生,将此拓本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此这一孤本,成为本馆文物藏品中的瑰宝。
  成吉思汗传世的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人依照旧本摹绘,见于清宫南薰殿旧藏《元代帝王册》和《石渠宝笈》、《南宦殿图像考》、《中国历代帝后像》等书中。1953年史先生从陈宦的后人陈仁恪先生处,征集到一幅成吉思汗半身像。此画像纸本设色,成吉思汗头戴外白内黑的皮冠,身着浅米色毛绒衫,面赭赤色,额前有发微露,冠耳后垂鬟。据陈氏说:“此像为陈宦任民国政府参谋次长,到蒙古视察时,蒙古贵族所赠。”鉴定此影像时,有人从题签的字体和纸张上判断,认为是明代摹本。还有人认为是清代画工从南薰殿旧藏本摹绘下来的。但经史老和书画鉴定小组张珩、谢稚柳等诸先生考订,一致认为从画的质地、墨色、人物形象、用笔等方面看,应是一幅元人作品。其绘制年代不一定是在元太祖生前,但距太祖逝世不会太远。画中人物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记载相吻合,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又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为蒙古国建立时期的重要实物,先生坚持已见,千方百计归中国历史博物馆,充实了多年陈列中缺乏成吉思汗实物的不足。
  《赵孟兆页致张景亮书札》是史老为博物馆征集的又一件珍品。1981年中央民族大学贾敬颜教授,请史先生鉴定其收藏品,当看到此书札时,先生认定为赵氏真迹,旧为陈庆和“三鸥波馆”藏品。后贾先生将此札捐赠本馆。书札字体流畅,意追山阴,是赵氏晚年佳作。
  1998年史先生在青岛休养时,不忘调查文物市场,在一处旧货店中为馆收得汉代琉璃器数种。其中大小蜻蜓眼二十八枚,卷发络腮胡须人琉璃坠子二件,无下巴人头坠子二件,白琉璃瓶一件。这批文物为研究中外关系具有重大作用。
  先生不仅为国家广收文物精品,而且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藏品,如汉铜熨斗、隋大业六年铜佛造像、唐三彩圆盘等文物捐献给国家。其中清代 邱逢甲《行书诗轴》,是先生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时,偶于春节厂甸画棚中购得的。邱逢甲为清末爱国将领,台湾人,光绪十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曾参与义军抗击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其书法作品流传甚少,极富历史价值。
  史老考察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还曾应邀访问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国家。他非常重视同国外友人的文化交流,1997年他在东京美术综合研究所讲学时,发现了我国明代末年戴笠的一幅书法作品,国内稀有,回国后对此珍贵文物撰文介绍。先生老友日本东京淑德大学教授西林昭一先生见文章后,于1998年将自己珍藏的戴笠行书诗轴,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戴笠是明末渡海赴日本后为僧的,法号独立。他除了传播中国的文学艺术外,还行医济世,被日人称为神医。其书法作品,国内仅见于史料记载。西林先生捐赠的戴笠作品,不仅使我们欣赏到其遗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对历史的珍视,从中也可以看到史老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倾注着极大的热忱。
  史先生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先后撰写了《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书画鉴真》,合著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萃》及《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等书。先生乐于奖掖后进,教人认真读书,在博物馆工作要不断丰富、充实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多多接触实物,于实践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以利于博物馆工作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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