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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回眸寄情]从私塾到永平府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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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1-7-25 20: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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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海军



  乐亭向有“文化县”之称。这里的人们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并以明礼诚信、人才辈出而声名远播。县志记载:乐亭百姓“雅重读书,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特别是“清咸丰以来,乐亭文教日兴”。这里所说的“塾”,即私塾。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大祖父李如珍把年方七岁的李大钊送到本村西头谷宗海家的学馆,开始了他累计长达十年的私塾学习生涯。
  李大钊的启蒙塾师是单子鳌。
  单子鳌先生是大黑坨村北黄口村人,前清秀才,学识品德著称乡里,被谷家延聘为家馆塾师,并在那里执教大半生。
  由于李大钊从四、五岁开始跟爷爷读书习字,入学之前就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有了初步的读书基础,到私塾就,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五经》。
  在私塾里,李大钊对老师恭敬,对同学友爱,学习很用功。有时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去吃饭了,他还一个人坐在位子上背书或默写,总是把当天讲的书按老师要求作到会背、会讲、会默写生字,才肯罢休,学习进步很快。他还常常帮助其他同学背书、破讲,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此时的中国社会,正是戊戌变法前夕,维新风潮已经兴起,近代进步思潮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迅速传播开来。乐亭虽属乡村,但自古文化发达,文风鼎盛,在外读书为官的人很多,对国家大事、社会风尚等各方面的消息十分灵通,成了文化思想开化的地区。乐亭县葛庄葛毓芝时任翰林院庶吉士,是戊戌变法的拥护者,恰是大黑坨谷宗海的表弟。他由京返里,常到谷家探望。谷宗海则常邀请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作陪。李如珍是具有“从九品”官衔的人,虽然官职低微,在乡村也是有学识的读书人,颇有威望。这样的环境,给李大钊接触新潮思想提供了条件。
  走出传统闭塞的宅院,童年李大钊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潮、进步的知识,进步思潮的冲击和渗入影响着李大钊的成长。1898年,正是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李大钊以正楷手抄了万余字的《重译富国策》,以志求新。<br>
  在谷家私塾学习三年后,单子鳌先生找到李如珍老人说:“耆年这孩子学业优良,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啦,另请高明吧!”
  短短三年时间,李大钊给单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结成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李大钊的学名李耆年,就是单先生给他起的。《晋书?食货志》中有“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单先生取其长寿之意,希望他避开自己父母早逝的命运。多年后,单先生还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教这么多年书,有一个最得意的门生,就是李大钊。他当初上学的名字李耆年就是我给他起的。耆年者,长寿也,因为我喜欢他,才为他起这个名字,希望他长寿,所以他的字叫寿昌。”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京遇害的消息传到故乡,单子鳌先生老泪横流,寝食不安,写下了“日久共天长,共和终不忘”的悼念诗句。
  1899年,由于家里缺少人手,李如珍依照农村早婚的习俗,跟赵家联姻,11岁(虚岁)的李大钊和本村姑娘赵纫兰结了婚。
  赵纫兰与李大钊是同村人。1884年1月21日(清光绪九年腊月廿四),出生在大黑坨村的一个富户人家。赵、李两家相隔仅十几个大门,两家既是亲戚关系,又是世交。赵纫兰与李大钊结婚那年,刚刚17岁(虚岁)。当时,李家老的老小的小,正缺人手,赵纫兰一进李家门,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每天,上伺候正值垂暮之年的爷公公李如珍和奶婆婆崔氏,下打点年仅11岁的李大钊去小黑坨张家书馆读书。可以说,她与李家同甘苦共患难。她不图李家富贵,只盼丈夫学有所成。


  
  公元1899年,李大钊11岁,李如珍老人把他送到大黑坨村南二华里远的小黑坨村,乐亭四大富户之一张老攻家的学馆,从师于赵辉斗先生。
  赵辉斗,字奎光,昌黎县大滩村人,约出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殁于宣统年间。他家境贫寒,兄弟三人中排行为大。父亲是一位以教书为业的私塾先生,他自幼随父读书,在童试中列一等前列,考中增广生员,但屡次参加乡试也未中举人。他平生爱好文艺,长于吟咏,诗词歌赋之作俱佳,得到乐亭县的进士孙国祯的特别赏识。生前著有《自娱轩吟草》,其生平事迹被载入民国二十二年重修的《昌黎县志》。赵辉斗的父亲与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祖父是多年至交,曾在赵家学馆任教多年,二人情同手足,因此,赵辉斗常在赵家落足,与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相交甚笃。据说赵辉斗求学曾得到过赵文隆的资助。
  而赵文隆与李大钊祖父李如珍的关系也不寻常。二人曾一起在东北经商多年,赵文隆是东家,李如珍为掌柜的,合手经商致富后,双双荣归故里。通过赵文隆的介绍,赵辉斗与李如珍又结为好友。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就师从赵辉斗先生。
  小黑坨张家号称“京东快马张”,是乐亭县“四大家族”之一,其学馆是张攻璞为其独生儿子张春迥开设的,一般人是很难插进的。赵辉斗凭借自己多年的任教威望,和自己与赵、李两家的关系,借口张春迥必须有个伴读,使张攻璞碍于面子,只好答应让李大钊到专馆就学。
  张家学馆的学习条件和设备都比较好,给了李大钊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特别是赵辉斗先生对李大钊更是关爱有加,为了使他学有长进,几乎倾尽了毕生积累的知识和心血。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李大钊不到三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童。
  1902年是举行童试科考之年,赵辉斗对李大钊加紧教育,准备把他送进考场一显身手。就在此时,张攻璞的独生儿子不幸病亡,学馆无法再办下去了。赵辉斗先生不顾年迈,离开张家学馆后到李家单独为李大钊辅导。
  李大钊如期走上考场,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卢龙参加府试、院试时,却以“污卷”等原因落榜,未能一举考中生员。
  李大钊心里很难过,赵辉斗更觉得遗憾。此时的李大钊,是按照祖父和老师为其规划的轨迹,按照科举的路子,致力于仕途的功成名就。这次落考,对他来讲是一次大的挫折。
  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定,童试的科考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李大钊只好等1905年再考了。赵辉斗见自己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教他了,就凭着自己多年交友从教结交的关系,推荐李大钊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举人宋森荫家开设的宋家学馆学习。



  黄宝琳,字玉堂,是乐亭县城北小圣庙村人,系国子监优贡生员出身。因其才思敏捷,知识渊博,回乡后为大家望族争相延聘到家馆授业。由于仰慕他的名望和人品,经过赵辉斗等人的种种努力,使李大钊终于在宋家学馆找到一个位置,得以续拜有着较高声望的“优贡”黄玉堂为师,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学业。
  有黄宝琳这样良师,加上自己的刻苦求学、谦虚、朴素的品德,深得黄老师的赞赏,在黄老师的精心培育下进步很快。黄老师夸奖他是“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腊月,宋家学馆年终同学们等待放假时,黄玉堂老师给大家讲起太平天国洪秀全^造**的故事,李大钊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清朝皇帝。”
  人生观的确立是一生难以忘怀的。正如后来他在《狱中自述》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907年,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他将自己读书写作的小楼命名为“筑声剑影楼”(筑声,出于战国时代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崇尚侠义、立志****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
  他在辛亥年末的《岁晚寄友》中也提到,“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清朝从1644年“顺治”登基到1912年年初“宣统”退位,共历经十个皇帝。其中同治皇帝载淳和光绪皇帝载恬是兄弟相继,虽为二帝,实为一世。故通称清代皇统为“九世”。显然,大钊所谓“九世仇”其实是指1644年至1911年期间,国内各族人民对清廷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积累下来的深仇大恨。“十年愿”则正是指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立志****清朝统治的宏伟志向。
 


  从就学于单子鳌先生开始启蒙教育,到跟随赵辉斗、黄玉堂两位先生在学馆读书,李大钊按照科举的路子,经过了十年的准备,参加府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正当李大钊紧张地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时候,中国社会却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科举制度,不但动摇,而且被废除了。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整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思想禁锢的工具;一方面又是培养、选拔大、小封建官吏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封建统治者依靠这个方法和途径,把自己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并运转下去。
  科举制的弊害,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痛加鞭挞。尤其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以后,这种制度的弊害就进一步暴露出来。戊戌维新的志士们曾经试图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但不幸遭到了扼杀。对此,梁启超表示深切地惋惜和浩叹。他说:“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不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关,而不闻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己也。”(梁启超:《戊戌变法记》)梁启超的这段话,深刻道出了废除科举这样一个本来就是过时的制度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但是,梁启超所看到的仍是中国封建政治特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其另一个方面,即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认识和决心。
  1901年,慈禧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把科举问题正式提到改革的日程。1902年,清王朝又抓了全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制定出了一套章程,使正在兴起的办学热潮有了统一的规章可循。
  1903年开始,清王朝“变法”、“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推行者,对教育问题又提出了种种过渡性政策和方案。清王朝据此谕从丙午(1906年)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等各省学堂办齐,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归学堂考试。
  对于这个计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以为然。1905年9月,他再次提出奏请,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清王朝竟然采纳了这个奏议,改变了决策:诏准自丙午年(1906年)科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都一律停止,并迅速颁布各种教科书,在府、州、厅、县的城乡都遍办学堂。从而,使隋朝开始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到此宣告结束。
  当清王朝废除科举诏令下来的时候,李大钊正在永平府参加科举考试。关于这场考试的情况,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忆说:“年十六,应举考试,试未竟,而停止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堂肄业,在永读书二载。”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能直接进入永平府中学堂的。根据清王朝政务处和礼部1901年12月的规定,不同级别的学校毕业生可以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同于不同级学校的学生。按照不同的序列,只有达到“府试中”的水平,才能直接进入永平府中学堂。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经过十年的苦读,在文化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1905年秋天,十六岁的李大钊离开故土和家人,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学习。这是他离开家门,走上新的人生旅程的第一站,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其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奠基作用,是他整个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永平府所在地??卢龙,是一座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这里曾是孤竹国的国都,历史上的伯夷叔齐兄弟竞相让国、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城内外有许多孤竹国的遗迹。卢龙还是京东的一个军事要镇。隋唐时期为平州(有时又称“北平郡”)治所、曾经置有卢龙军。辽末,平州民众以这里为中心,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明、清两代这里一直为首都的东大门。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发展教会进行文化侵略,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当地人民烧毁教堂开展反帝斗争,在军阀混战年代这里又是兵家必争之地。
  永平府中学堂的前身是创建于清代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永平府敬胜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诏改称永平府校士馆,废止科举后改建为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入学那年,永平府中学堂才真正变为一所进行中学教育的新式学校。
  依照清政府颁布的《中学堂章程》,永平府中学堂开设了除经学以外诸如英语、体操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由于是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通令,各中学经费由各县房税契项下拨充,永平府中学堂的经费来源较之以前充足(原以督学院行署的地产、息金和学费来维持),正式成为官办学堂。学生的学杂费比以前也大大减少,较之私立中学少交有三分之一。应该说,李大钊上中学,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特别是科举废止,使他不再为一级级参加科举考试而疲于奔命,可以放松思想认认真真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以实现自己求学上进,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心愿。
  李大钊入永平府中学堂为第二班学生,学名仍为李耆年。从此,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学堂教授两类课程。一类是中学,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通考”之类的政治学;一类是西学,包括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等。李大钊生性简易、聪爽绝伦,进入中学堂后,更加勤奋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学堂出名的好学生。
  学堂内设有藏书室,李大钊在课余时间经常去那里阅览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尤其喜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他的同学韩湘亭曾回忆说:李大钊“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章,手把一编,日无暇息”。在潜心研读、独立思考之余,他还非常注意寻觅知心同道,共同切磋学问、评议国事、探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在李大钊的同学好友中,他特别喜欢从永平府师范学堂转入永平府中学堂、以救国为己任的蒋卫平。蒋卫平比李大钊年长7岁(时为23岁)。他“少有大志,慕班超、马志尼之为人,顾念时艰,慨然以天民先觉为己任。在师范学堂时,常谈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之诸家学说”,并因读《仁学》,“极慕谭嗣同为人,改号慕谭”。
  他们把民族英雄文天祥,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等视为学习的楷模。他们还经常在课余饭后到古城西滦河沙滩上散步,谈论“戊戌变法”的英雄,渴望为民族解放喋血献身,为救国救民大业而奋进。不久,蒋卫平为了学带兵打仗的本领,决心弃文习武,告别好友李大钊,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后去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同盟会骨干,被誉为“关外大侠”。1910年8月,在黑河地区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被沙俄杀害于黑龙江畔。李大钊为此挥泪作诗:“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到1907年夏,李大钊已经在中学生活了两年有余,时间虽然不长,但旺盛的爱国热忱,推动他如饥似渴地吮吸当时所能得到的思想营养,而且学堂地处永平府治所重地,也易于接触各种社会见闻,开拓眼界。加之他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和精神愚昧都有切深的体会,因而改造社会的思想日趋加深,救国救民的认识发生了飞跃,他“感于国势凌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他认识到只有潜心研究政治才是建筑真理和实现伟大抱负的根本途径。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中学堂修业为5年。凭他的优秀学业,如果随班提升,可以有一条顺达的仕途。而事实上,第二班除有五名学生留校重读外,其余全部都升入了保定高等学堂。但李大钊已经不满足于中学堂的教育,为了实现自己“再造中华”的远大理想,决计另辟蹊径,以求深造。为此,李大钊曾写信给伯父李任元,说明自己的志向和想法。伯父十分赞同并鼓励他:“你要上山就要上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该继续深造。”
  于是,李大钊不等毕业,就在1907年暑假期间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从私塾到永平府学堂,在这长达十二年的学习生涯中,李大钊不仅学有所成,而且在思想上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从精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到最终放弃顺达的仕途,而选择与二、三同学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这是李大钊一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从而使他进入了一生的最关键时期??求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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