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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辉煌商史]孙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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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1-7-26 11:21: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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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益旺 马国宴



    孙秀三,名大有,字秀三,长春益发合总经理。河北省乐亭县汤家镇孙庄人,1882年(光绪八年)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便远离家乡“闯关东”。最初到长春以北德惠县一家代理店当学徒;不久,巧遇来德惠办事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受到赏识,被带回长春,进入益发合。知情者都说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机遇。这件事,无论是对孙秀三本人,还是对益发合,或是对财东刘家,都是一件大好事。
  益发合是京东刘家投资48000吊铜钱,于1882年(光绪八年)在长春创办的。最初仅是一个大车店,以招待货车服务食宿吸引客商,或代客购销,提取佣金。当时中东铁路尚未修筑,大宗商贸物品如粮豆、木材等,主要靠大车运输。长春地处东北交通要冲,每日数千辆大车在长春聚集交易,“益发合”生意兴隆,还附设油坊、磨坊、粉坊和豆腐坊,开设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杂货。孙秀三来到时,“益发合”正在迅速发展。孙秀三以其聪颖和勤奋,赢得了伙计和掌柜们的好评和器重,很快晋升为小掌柜。
  由于清末东北币制异常混乱,加之长春又是东北中部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日俄势力的交锋地,钱庄业非常兴盛。益发合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设立了益发钱庄。益发钱庄的设立在益发合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秀三就任刚刚开办的“益发钱庄”经理。孙秀三深知,钱庄业务要发展,关键是筹措充裕的流动资金,增强购买和蓄积各种钱钞的能力。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有密切关系的长春“同和盛”银号倒闭。孙秀三迅即聘请该号精通业务的佟锡侯等3人,通过他们与正金银行搭上关系,取得贷款。同时,他积极改进内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增设了汇兑业务,不仅赚取汇款手续费,而且提高了存款额,增加买卖和兑换金票、钞票、卢布和大小洋业务,从中牟利。又自设银炉,铸造“吉林大翅”,并发行一至五吊的凭贴。在黑河开设金炉,收买沙金,铸造宝条,运赴上海等地出售。因汇兑业务的增加,在各地增设了分支机构,如在沈阳设“益发钱庄”,在乐亭、上海、天津、营口、济南、青岛、哈尔滨、齐齐哈尔地设立分庄,钱庄逐步转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成为益发合最重要的一部分,孙秀三也成为益发合掌柜中的重要人物。这时,他在长春商界也有了地位。1913年被推选为长春城自治公所总董事。<br>
  由于益发钱庄业务活跃,使益发合盈利大增。自1912年至1917年盈利200余万元,相当于益发合资本总额的16倍,其中钱庄盈利占绝大多数。这时企业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清末,益发钱庄是作为大车店的附属机构而存在的。民国以后,钱庄与大车店基本上形成两个独立的企业。自铁路通车以后,大车店生意日渐减少,难以维持,韩杏林就用钱庄盈利补贴大车店的亏损,形成大车店仍够开支而钱庄盈利不多的局面。钱庄经理孙秀三等人对此感到不满,但无可奈何。1916年秋,韩杏林决定从钱庄提出一笔巨款,作为大车店购买粮豆的流动资金,受到孙秀三等人的抵制,遂使矛盾公开化。翌年元宵节,孙秀三和钱庄全体掌柜提出集体辞职,韩杏林见势不妙,遂向财东刘家自请退约,他以为当时刘家主管柜事的刘毅侯(名应隆)不过是一个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洋学生,绝不敢接他的辞呈。刘毅侯虽才满20岁,却颇有胆识,早已看清孙秀三一伙年富力强,有识有为,正好趁此机会接受了韩杏林的退约,任命孙秀三为总经理,总揽益发合全局。由于益发合的管理是随人转移,因此益发钱庄变成了总柜。从而迫使资历高、年岁大的30余位老掌柜纷纷辞职。此事在长春商界震动很大,称之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闹革命”是益发合前进道路上关键性的一步。从此,益发合在孙秀三为首的这些年轻掌拒的经营下,逐步走向大发展阶段。
  孙秀三就任总经理后,一面改进内部业务,扩大经营范围,一面筹办榨油、制粉等工厂,同时加强社会交往与联系。在他的主持下,益发合由原来的钱粮两业向银行和粮油加工方向发展,后来终于形成为益发银行和益发合公司两个大型的同东同伙的姊妹企业。在金融方面,他大力经营金银和各种钱钞等业务,用电话掌握各地兑换比价,指挥随时买入、抛出。1919年为日商三井、三菱洋行代收金票,获利数十万元;还与交通银行合作,各出资10万元,开办长春“益通商业银行”。同时经销大量粮豆,牟取厚利。钱钞和粮豆的大量买卖,经常给益发合带来很大的风险,这使孙秀三切身感受到企业要发展壮大只办虚的不行,必须办实的,这与刘毅侯主持柜事的主导思想也有关系。刘毅侯老成持重,深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并以清末南通张謇为榜样来激励自己,财东的意向当然也推动了益发合转向实业方面。由于益发合熟悉粮豆业务,粮豆产品又销路畅旺,于是积极筹办榨油、制粉等工厂。1921年油厂建成投产,日产豆油2000斤,豆饼3600块,日耗用原料大豆20万斤。这是当时长春最先进的机械榨油厂。
  1922年,孙秀三以其在商界的影响,被选任长春总商会副会长。1924年,他以40万元买下日商中华面粉公司的制粉厂,日产面粉4000袋,日耗用小麦120吨,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产量最大的面粉厂。还开设了织布厂,自制面袋,为面粉配套。由于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益发合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在大连博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面粉在南满、吉长铁路沿线畅销。
  1925年由于军阀混战,滥发纸币,不少钱庄倒卖奉票牟利,益发钱庄有不少人主张多做奉票买卖。孙秀三虑及这样会招致祸患,便坚决禁止买卖奉票,并布置向大连、沈阳等地大量销售“龙马牌”面粉。果不出所料,奉票贬值,民怨大起。为了转嫁责任,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大量倒卖奉票的有关钱庄大掌柜们逮捕,并枪毙5人。据传,益发合亦在查办之列。幸好与孙秀三早有交往的奉系要员臧士毅出面力保,声称益发合素营实业,并不倒把,才化险为夷。对此,商界无不赞佩孙秀三有先见之明。1926年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1928年,租用哈尔滨永盛公司火磨建立面粉二厂。翌年,与长春裕昌源合买裕滨火磨建立面粉三厂,使面粉年产量增至540万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于孙秀三经营有方,益发合已集商业、工业、金融资本于一身,除长春总号(含油厂、面粉厂和织布厂)外,在关内外设分支机构27处,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1920年至1931年,累计盈利800多万元。12年盈利总数为1920年其资本金总额的52倍。在孙秀三经营下的益发合给刘家仁中两堂挣了大钱,仅1920年至1931年这12年中,仁中两堂分得红利共计银大洋约360万元。如按1931年乐亭县土地每亩55元计算,可买土地650顷;如按上等面粉2.5元钱一袋计算,可买上等面粉144万袋。<br>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继而日军大举入关,无论是对益发合,还是对其财东刘家,都是极大的震动,面临着许多事关大局的问题需要考虑和抉择。日伪当局极力笼络各界人士,以装潢门面,孙秀三就成为日伪笼络的对象。孙秀三以个人才干、声望、职位和社会影响,不难从日本人那里换来荣华富贵。但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辞去连任7年的长春商会会长的职务。伪满政府虽给他不少头衔,但他以避居大连养病的实际行动表明不愿与之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旧商人,他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是难能可贵的。孙秀三避居大连后,益发合总管理处随之迁往大连,做为执掌全局的指挥机构。孙秀三凭其多年经验,看出日伪统治的薄弱环节。他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企业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首先向日伪经济统治尚未强化的地方发展,在大连设立出口部,以出口大豆为主;在长春大兴土木,修建泰发合商场,成为伪满时期长春营业面积最大、设备条件最好的中国人开设的百货店;哈尔滨的益发合百货店和东发合也扩大了业务。其次是在日伪所谓由私人经营的工业部门,扩建和创建一些工厂,并多设分支机构。在长春增建新火磨,使日产面粉由4000袋增至7000袋,还在哈尔滨收购了日产面粉3000袋的奉大火磨。在天津设立了面粉碾米厂,在青岛设立了织染厂。后来,又在长春设立了制酒、制米厂和第二制油厂,在四平设立了制油厂和制米厂,在农安设立了制酒厂。至1936年,益发合的分庄、分号不仅遍布东北三省,而且伸向关内,以及日本的大板、名古屋。至此,益发合不仅有工业、商业、金融事业,而且有出口贸易,从业人中已达3000余人,仅掌柜的就有百余名之多。这样复杂的业务、庞大的系统,不是旧式散漫组织所能管理得了的,这就要有一个较紧密的组织形式,以适应逐步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于是,孙秀三向财东刘家提出成立股份公司的建议。组建益发合股份公司的筹备会议是在大连孙秀三家中举行的,选举孙秀三为代表董事(后改称董事长),大连总管理处作为代表董事孙秀三的办公机构仍然存在,总公司设在长春。在总公司的领导下,设八个分公司和五个出张所。同年,益发银行也建立了股份制,亦由孙秀三兼任董事长。股份制的建立,标志着益发合和益发银行完成了由旧式商号向近代化资本主义企业的过渡,在资主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虽然由于日伪的经济统治,困难重重,但在孙秀三等人的积极经营管理下,企业仍然得到发展,从1936年1月至1941年6月,这5年期间,益发合共计盈利633万元,平均每年盈利115万元,年盈利为其资金总额300万元的38.4%。
  乐亭县汀流河刘家曾先后开设60多处商号,其店名中间多为一个“发”字,故商界通称之为“发”字号。其中的长春益发合,由于孙秀三的深谋远虑,经营有方,发展成为东三省的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孙秀三以其智慧、谋略、品德、业绩成为东三省著名的企业家,商界乐亭帮的代表人物。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三省商界谈及乐亭帮(俗称“老呔帮”),有“南孙北武”之说,“北武”指的是哈尔滨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创办人武百祥,“南孙”指的就是长春益发合总经理孙秀三。
  孙秀三被公认为益发合的“开创元勋”。他总揽益发合全局28年之久,可谓功高位显,但他却能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作风,深为同仁所悦服。
  他比较体恤下情。有一次,经理室内存有蜜桔,某“年轻的”(当时称学徒为“年轻的”)趁室内无人,登高取吃,恰逢他进屋,年轻的非常惊恐,不知如何是好。他却若无其事地说:“取下来,我要吃”,表情和悦,年轻的转恐为安。
  他头脑敏锐,一般的加减乘除都用头脑计算,很少借助于算盘等工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袖里吞金”。
  他执掌柜务,号令统一,不别亲疏。他的女婿高某在益发合任事,派驻海伦。1929年春节前夕,因业务需要,总柜通令各地驻在人员不得“回家度岁”,而高某私自返回沈阳家中,当时虽有东家为其说情,他仍令高某出号,这些都传为美谈。
  他特别注意培养人材、选拔人材、使用人材,主张不断改革。有人问他经营益发合有什么经验,他回答说:“世界上绝没有一套经验永远行之有效,这就像总不能一副药吃到死。”
  进入二十世纪40年代之后,孙秀三因病难以视事。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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