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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期:一对鲜为人知的名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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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2016-7-18 15:0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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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鲜为人知的名门之后
——洪戈与蔡妮
●李秀春

  在乐亭,洪戈和蔡妮的名字知晓的并不多,但如果提到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王思华,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却是家喻户晓,洪戈与蔡妮这对患难与共的红色伴侣就是他们的后代。
  2016年4月9日,笔者陪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安爱军赴京征集“乐亭当代名人馆”相关实物资料,因而有幸走进了洪戈的家。
  洪戈所在的广泉小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甲28号院。这是一处170多平米的宽敞住宅,是国家专门为有特殊贡献和身位的人安置的公用住房。室内陈设整洁大方,客厅沙发背面一副旭日东升图,图的左边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画像,右边是王思华的肖像。餐厅东墙是洪戈与蔡妮1999年拍摄的金婚纪念照,北墙悬挂着王思华与李葆华(李大钊长子)、田映萱夫妇的合影。单从这些照片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家庭的浓厚氛围。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对我们的来访表示热切欢迎,他对家乡充满眷念,说每次去北戴河回来都要带家人绕道回老家走一走,顺便买些缸炉烧饼、烧鸡等能回味故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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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戈,原名王瑞平。1921年3月24日生于乐亭县王滩镇十家子村(原汤家河镇八道沟庄)。是王思华的长子,仅比1904年出生的父亲小17岁。
  洪戈在1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乐亭农村,是在祖父母和母亲冯玉如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母亲很贤惠,照顾了祖父母,生养了洪戈、王惠平(1925年生人)、王哲(1930年生人)三个孩子,抚育了他们弟兄三人的童幼年。父亲王思华常年在外,只是偶尔回家。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经济系,经常与李大钊接触。1926年至1930年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那时开始着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王思华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资本论》的人)。1930年父亲回国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引帮助下,应聘到北平大学和中法大学任教授。他不畏风险,在白色恐怖下先后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左联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国会等爱国组织。
  1933年因“长城事变”乐亭当地小学停课,祖父为不中断洪戈的学业,亲自把他送到了北平王思华的身边。先后在北平艺文、育英、温泉中学读书。期间,接受了父亲王思华和姨夫韩幼林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与进步同学李炎华(李大钊次女)、杨景起(李葆华的表弟,地下党员)的接触中,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大。
  父亲当时任两个大学教授,月薪大致在240元左右,这在当时能保持较富裕的生活水平。他凭此收入还接济进步同学,资助已被捕入狱的同乡好友李乐光同志的妻子赵淑燕及李岳母二人的生活费。地下党员杨景起在他家住过几个月。也因此和洪戈成为了好朋友,杨告诉他什么是“CP”,什么是“CY”,什么是德莫克拉西,以及国民党监狱如何残酷对待共产党员,实施极野蛮的刑讯等情况。1935年秋,杨身份暴露,洪戈以仅有的生活费三块大洋,资助杨逃离北平。后来和李葆华谈到此事,李说杨是他的表弟,是地下党员,但也不知他的下落,只在山西(抗战爆发后)见过一面,后无音信。
  受进步思想影响,洪戈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参加罢课、上街游行等革命活动。由于父亲的名望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日益暴露,“七七”抗战后,地下党指示他即刻撤离北平。于是,当日寇占领北平后,洪戈将父亲王思华送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回忆起这些,洪戈老人说当时分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王思华到山西后,经山西省委(当时叫工委)介绍去陕北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政治经学学教员。这件事实际是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亲自办的。到达延安后,王思华通过组织,给尚留在北平的妻子李润诗写信,要她和16岁的洪戈(王瑞平)带着两岁多的妹妹王小诗,一岁多的弟弟王壮同去延安(当时洪戈弟妹共6人,出生两三个月的王潼和在老家的两个弟弟王惠平、王哲未能一起去延安)。临行前洪戈回乐亭老家住了两天,向祖父母和母亲、姑姑道别。
  1937年11月,洪戈同继母李润诗和两个弟妹及一名陪送人员(名王安)共计5人,离开北平经天津,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在海上航行11天到达香港(因为战争形势,青岛、上海都不能停船)。在香港住了两天后,从刘清扬处拿了一封信后转经广州到了长沙,在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徐特立。在长沙住了约一个月时间。此间,接到父亲的来信,介绍他买《统一战线》和《前线》杂志,还买到了斯诺写的《西北印象记》。这些刊物对洪戈帮助很大,使他了解到一些闻所未闻的革命历史,尤其是毛主席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英明预言,让他进一步坚定了参加革命和入党的信念。
  在长沙办完手续后,乘火车经武汉、郑州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是1938年1月份了。在西安住了两三个星期,于二月初从办事处乘卡车去延安。车一进招待所即见到父亲来迎接,当时激动心情难以言表。
  第二天清早,按父亲早已做好的安排,父母及弟妹去桥儿沟中央党校,他入陕北公学13队学习,改名王震。其间学习了马列主义、群众工作等课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校做过报告。
  因为刚到学校什么都新鲜,对刚发下来的马列主义书籍更是如饥似渴,进步非常快,同年3月,洪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陕公校长是成仿吾,教师有罗迈(李维汉)、罗瑞卿等人,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成仿吾住的窑洞对面的石山洞里举行的。
  1938年5月,洪弋陕北公学毕业转入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第一期学习并担任学习小班长,中组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等同志亲自讲课。这次学习,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和担当。同年8月被选入桥儿沟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这样就和父亲同在一个学校。他被分配在第28班,由于党校的特殊性,学员大都改了名。他本来在陕北公学已改名王震,入校后又改名红戈,后写成洪戈。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939年年底毕业留校,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后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兼脱产班党支部书记。1942年8月调到杨家岭中央机关,为李富春兼书记的总支委任秘书。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工作全过程,1945年“七大”时参加了会务工作。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洪戈调离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先在宣化军工厂任副厂长,后迁移到阜平金龙洞军工第四厂任厂长。父亲也离开延安,到东北后先后任辽北行署、辽西行署秘书长兼民政厅长,后又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局长。1946年,东北流行鼠疫,母亲润诗是鼠疫疫苗研制的主要负责人,由于工作繁忙,劳累过度,不幸得了脑溢血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洪戈回想起1937年带他们经过敌占区,历经艰难路程终于到达延安的往事,不免对这位母亲过早去世有些惋惜。李润诗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1944年在延安期间,当过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住在杨家岭中央领导的窑洞之旁。她还和邓颖超议论过洪戈的婚姻问题,1947年秋,洪戈调往哈尔滨东北财经委工矿处,途径白城子,见到了父亲和两个小弟妹后,才得知润诗母亲不幸去世的消息。
  1948年洪戈先后调吉林省夹皮沟金矿局、吉林省非铁金属局(后改名为有色金属局)任副局长、局长。沈阳解放后,1949年冬调任东北有色金属局矿山处处长,在主持恢复、改造、重建有色金属矿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年,洪戈经李富春和蔡畅介绍,与革命后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女儿蔡妮结为伉俪。之后,洪戈曾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底回国,先后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副院长、冶金部设计司副司长、基建总局副局长、任冶金工业部顾问、党组成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党组成员。对东北有色金属矿山恢复生产和对云南锡业公司老冶炼厂排水保矿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12月,洪戈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离休(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谈到妻子蔡妮,洪戈说她是陪伴自己60余载的革命伴侣,是位坚强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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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妮,1922年4月出生在上海。由于革命的需要,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出生仅4个月就由母亲向警予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弟弟蔡博接受母爱时间更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
  1923年秋,蔡妮的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小外孙女李特特(蔡畅、李富春的女儿)。葛健豪归国后,与李特特在上海蔡和森、向警予处仅作短暂停留,就回湖南居住于长沙天茂花园。不久,又搬到颜子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地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表姐刘昂(蔡庆熙的女儿)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向警予、蔡畅偶尔回家时,孩子们便一拥而上,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妈妈;可蔡和森、李富春回来后,孩子们却不知哪个是自己的爸爸了,跑上前去都喊“爸爸”。祖母(外婆)帮孙辈们从脸型上进行区分:蔡妮、蔡博的爸爸蔡和森是“长爸爸”,特特的爸爸李富春是“圆爸爸”。
  1925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行者还有后来成为蔡和森妻子的李一纯。李一纯原名崇英,湖南长沙人,1899年出生,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跟随向警予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同蔡和森、向警予归国后,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跟随蔡和森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来长沙看望了蔡家父母及孩子们。这是向警予最后一次与蔡家亲人相聚!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就是蔡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纪念。一年后,向警予年仅33岁就在武汉为革命英勇捐躯了,其子女当时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母亲牺牲的噩耗。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带着全家老少回到老家双峰永丰居住生活。1928年春节刚过,她安排丈夫蔡蓉峰和长女蔡庆熙及孙儿蔡博留在老家,自己则带着外孙女刘昂、李特特和孙女蔡妮辗转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蔡畅兄妹俩都是“六大”代表,他们准备将蔡妮带去莫斯科。葛健豪只好又带着刘昂、李特特重返家乡。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非常关心革命先烈和在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跟随父亲到达苏联后,李特特、蔡博也先后离开家乡,被送往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彼此不分民族、肤色、语言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到达苏联后的第二年春,父亲蔡和森因工作之需匆匆回国,她哪里知道,那竟是与父亲的永别。1931年8月,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两年后,年仅11岁的蔡妮从李立三那里得知这一噩耗时,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也许是因为她自幼即痛失母亲向警予,再加上多年来动荡生活的磨练,使得蔡妮拥有这样一个坚强的性格。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莫斯科不远的蔡妮,转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与生活。这里,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还有世界许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女。同年冬天,德国军队进攻莫斯科,伊万诺沃市情况危急,准备疏散市民。这里虽然没有遭到敌机轰炸和袭击,但蔡妮与同学们总要东躲西藏。一听到警报,就得钻进防空洞里,有时一蹲就是一个通夜,要等警报解除后才能走出防空洞来。
  为了以防万一,蔡妮忍痛烧掉了自己珍藏的一本俄文版小册子,但她却一直珍藏着父母亲的照片。在那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上面,有李立三撰写的关于父母的文章。
  战时的贫困、饥饿始终伴随着蔡妮。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学校提供的午饭。而这样的午饭也不过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为了能吃饱,她常要卖掉衣服去换黑面包和黄油,还时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没有鞋子的时候,就穿上共产国际发的那双木鞋。伊万诺沃市太冷,连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衣服、戴着头巾。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
  1953年11月,蔡妮与同去苏联学习的爱人洪戈一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在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时,姑父与姑母对她赠言:“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论医治病,蔡妮是称职的,但当医生得给病人书写病历,因不善写中文,这就使她为难了。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而医院因工作需要,怎么也不肯放她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蔡妮离开医院,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2010年,由俄罗斯总统签发、俄驻华大使亲自向其颁发参加原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老战士勋章。
  2012年6月7日上午10时58分,蔡妮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6月13日上午,蔡妮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在肃穆庄严的告别大厅,蔡妮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礼堂两侧摆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双峰县县委、双峰县人民政府、溆浦县县委、溆浦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和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蔡妮同志生前的亲朋好友敬献的花圈。
  如今,蔡妮已经过世将近4个年头,但在洪戈的家中依然悬挂着两人的金婚纪念照片,我想在老人的心中,妻子蔡妮将伴随他一生,并成为生命的永恒。
(作者李秀春,乐亭县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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